艺术的“泛律性”

作 者:

作者简介:
小田部胤久(1958- ),文学博士,东京大学教授,主要研究18~19世纪初的德语圈美学以及20世纪前半叶的日德美学交涉史,曾担任日本美学会会长、日本谢林协会会长、国际美学联盟委员等职,著有《象征的美学》(1995)、《艺术的逆说:近代美学的成立》(2001)、《艺术的条件:近代美学的境界》(2006)、《西洋美学史》(2009)、《木村素卫——“表现爱”的美学》(2010)等。

原文出处:
中国美学

内容提要:

自19世纪末以降的半个多世纪,是一个东西方美学与艺术思想碰撞、交融的时代。在东京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菲诺洛萨,注意到了日本美术重应用的特性。该观点得到了冈仓天心等人的继承,成为日本近代美学理论的基调。冈仓天心等人以日本的茶道为例,以近代化的视角探讨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茶道的精神源自道家思想,但禅宗却将其付诸实践,使其同时拥有了审美性、实践性与日常性。作为“生活艺术”的茶道,其本质是“对不完整事物的崇拜”,这些事物既可以是“琐碎、细微甚至无用的事物”,也可以是“短暂的事物”,其中的审美思想可以概括为“侘寂”。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美学就是通过对日本审美范畴的建构,以及对“艺道”概念的理论化阐释,逐渐聚焦到“日常性”上来的。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24 年 03 期

字号:

       本文原载于东京大学美学艺术学研究室编《美学艺术学研究》39号,2020,第189~223页。

       1913年10月,在柏林举办的第一届美学艺术学大会上,弗莱堡大学的乔纳斯·科恩(Jonas Cohn,1869-1947)发表了题为“艺术的自律性与现代文化的状况”的演讲①。科恩认为,文化的原始阶段以“泛律性”(Pantonomie)为特点,在此阶段,艺术是它所归属的生活整体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对知性批判的出现,当艺术开始因其效用而被赞美时,“他律性”(Heteronomie)便出现了。在此基础上,艺术通过对自我内在价值的伸张,而获得“自律性”(Autonomie)。通过这种自律化的过程,艺术虽得以从滋养它的现实生活中解放出来,但被淡化和稀释了(sich verblassen und verdünnen)。因此,现在艺术又试图重新回到无法被分离的生活整体之中,这种新现象是艺术的一种“有意识的泛律性”(eine bewusste Pantonomie)(Cohn:150-152)。如此一来,艺术史就被科恩描述成了一个从“原始的泛律性”经“他律性”与“自律性”再到“有意识的泛律性”的过程。

       作为德系犹太人的科恩,1939年逃亡到了英国,并没有在德国产生太大的影响——当然,就算他留在德国,也未必会有什么影响。可他关于“泛律性”的理论,却在大约40年后,被远在东亚的大西克礼(1888~1959)所采纳。大西是20世纪上半叶日本讲坛美学的代表人物,前半生主要研究从康德到现象学派的德语圈美学,20世纪30年代以后开始将全部的精力转向东方——特别是日本——的艺术观与审美意识的理论化阐释与建构②。在1988年作为遗著出版的《东洋的艺术精神》中,大西将“‘艺术’对‘生活’的渗透”以及“‘生活’对‘艺术’的浸润作用”视作日本艺术的特点,并依据科恩的“泛律性”③理论展开了自己的论述④。依大西所见,“自然”“生活”“理念”在日本并不是各自分离的,而是以一种相互关联的方式发展,并产生作用。因此,在“泛律性”之后出现的,并不是自律与他律的对立,而是一种“持续作用的倾向”(大西1988:32)。日本审美文化的特点,就存在于“持久的泛律性”以及“艺术与‘生活’深度融合的关系”(大西1988:34)之中。

       上述大西的美学理论,绝不是他独有的,相反它是对19世纪末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之中,在日本出现的关于本国艺术观的各种论点的综合。本文以生活与艺术,乃至生活与审美对象之间的密切联系为主题,将重点讨论为什么在移植欧洲近代美学理论及自律性艺术概念的近代日本,会围绕“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展开讨论,而日本传统的“艺道”观又是如何被日本的思想家,用现代化的视角加以阐释的。其最终的目的则是梳理日本近代的“日常性美学”谱系。

       一 艺术与生活

       19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真正地引入西方美学。187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年轻学者菲诺洛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被聘为前一年新创立的东京大学的外籍教师,主要教授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但有着在波士顿美术馆附属学校学习美术史经历的菲诺洛萨,到达日本后,立即对日本传统艺术产生了兴趣。除了讲授绘画理论,他还与自己的首位弟子,即东京大学第一期的毕业生冈仓天心(1863~1913),一起参与了日本的美术行政工作,极力促成了东京美术学校的创设。在此期间,他关注到日本的纯美术与应用美术之间的关系。

       [东方人]不认为Fine art和Decorative art有理论上的区别。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两者与西方不同,都具有应用的性质,都可用于装饰,以使生活更加美好,且都是富含装饰的高尚技艺。因此在日本,所有的美术都是装饰的,所有的装饰都是高尚且优美的。在欧美则不同。⑤(《美学 菲诺洛萨讲述》1890年)

       依他所见,美术(艺术)的本质是“使生活更加美好”,而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装饰性(应用性)都是艺术本质属性的一部分。

       在日本和欧洲,美术繁盛的时代并不是美术抽离(abstraction)的时代……而是将人们附着在日常生活所需的房屋、服装、器具和物品上的东西视作美术的时代。⑥(《日本美术协会演说大意》1897年)

       这里所谓“美术抽离”并不是指抽象艺术,而是指艺术从生活中脱离出来得以自立的情况。众所周知,菲诺洛萨与江户时代的御用画师流派“狩野派”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发掘了狩野芳崖(1828~1888),并被狩野永悳(1815~1891)授予“狩野永探”的称号,但并不能说他的评价一定是偏向狩野派的。在他看来,狩野派所代表的“贵族艺术”虽是“伟大的”,但“就整个德川时代而言,重要性不及庶民美术(the plebeian art)”。这是菲诺洛萨的信念,所以他将円山応挙(1733~1795)的作品视作“完美的市民艺术”(a perfect and complete civic art)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⑦。而当他到日本各地调查古代美术后,更是切实地观察到了经江户时代的发展而得以壮大的美术的市民性和平民性。

       试想一下,英国的司机真的能通过观察山野的风景,学会线条之间的配合吗?所有日本的人力车夫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日本的田夫野老比欧美的美术家,更富有追求风雅的心性。⑧(《第二届观画会演说》1886年)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