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美学的生成、发展与流变构成宏大的美学百年发展史，形成了包含理论知识与学科话语等多层次的整体系统，推动中国美学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在此过程中，美学史书写的知识谱系与理论本体研究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话语体系。①然而，美学史书写研究不仅仅包括理论本体研究，也需要对其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整体架构、逻辑思路进行研究，深入阐发美学史书写的不同范式，凸显“元历史”研究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特质。一方面，美学史研究包含了多元维度的具体研究，比如美学家的理论、美学核心概念范畴的历史、美学问题的历史等，这些共同构建、串连了美学史研究的整体面貌；另一方面，美学史书写有其知识范式与性质特点，可以划分为“知识型书写范式”和“思想型书写范式”两种样态。其中知识型书写范式立足于美学理论本体，但更加强调美学内部知识之间的联系性、整体性与谱系性，突出不同理论的逻辑关联；思想型的书写方式则实现了类似布尔迪厄所认为的知识“大生产”景观，强调美学与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互涉式联系，凸显美学的文化价值。而“当我们试着探讨各个发展阶段的审美意识的时候，我们面前的具体材料就不仅具有考古学上的意义，而且还构成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里本身就具有价值的事物的一个重要部分”。②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20世纪中国美学史”百年来得以生成、建构、确立和发展，呈现诸如知识型与思想型的双重写作范式。由此，美学研究者们的学术视角、研究方法和理论逻辑都存在差异，并在美学家研究、理论范畴研究、美学问题研究、美学流派与论争研究、美学文献史料研究等方面呈现丰富的多元化景观。通过对这些美学史著作不同的书写类型、范式和逻辑理路展开讨论，可以进一步认知书写者们的美学史研究方法和思路，以及他们对美学史书写所作的探索和创新。此种关于美学史的“元历史”研究不仅能够重建更为复杂的美学历史叙事，也形成对20世纪中国美学史的整体认识。 一、知识型的书写范式与逻辑理路 美学作为一门研究主体审美感性认知能力和艺术审美活动的独立学科，包含自身特定的知识框架，涵盖主体认知、审美活动、艺术哲学、美感经验等一系列内在知识逻辑，形成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多元理论面貌。与此同时，美学史的知识性研究并非仅仅立足于对美学理论本体的梳理与考察，而是试图展现一个更为宏观辩证的知识图景，探究不同理论范畴之间的逻辑张力关系。这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强调文献意识、历史话语与综合阐释的知识建构策略，以确立一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是：它们连续出现的次序，它们的同时性中的对应关系，在共同空间中可被确定的位置”。③由此，理论就不仅仅是学科内部的相关表述，而是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中形成本质化的“话语”关联系统，涉及该学科的知识生产、文化背景、学科互涉等问题，形成具有内部运作规律和外部协调共生的宏大知识图景。亦如伊瑟尔所言：“理论发现要处理的并不是艺术，而是其他的一系列问题：诸如作品的语言和结构、它所传达的信息、它的符号关系的组织方式、它的不同展现模式以及这些模式间的相互交流、对其语境现实的干预、文本的加工和接受，以及对作品固有假设的揭示。”④ 中国百年美学史的发展，一方面是美学理论范畴逐步完善、框架体系不断完整的进程，形成了系列逻辑周密的知识体系，实现了本体论、主体论和认识论等多维度内在逻辑的建构；另一方面，现代美学史的发展处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社会启蒙发展的语境之中，美学与文学、艺术、社会、历史、教育、人性、意识形态等产生多角度的关联。文化启蒙、社会转型、现代意识、审美教育等知识话语塑造了美学不同的发展面貌，建构起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美学“大生产”景观。由此，美学史的知识型书写涵盖双重维度：一是重点探究美学学科内部的知识体系与理论范畴，主要内容一般是美学家的思想、见解以及“这些思想、见解通过一定的概念、范畴、命题所形成的理论体系”。⑤与之相关的美学论争、美学现象和美学活动也成为学科生产、演化的组成部分。二是以宏观视野考察美学史发展的规律、动力与机制问题，在“元历史”的叙事视角下书写美学史的科学化系统化知识谱系。比如唯物论与美的本质问题、主体论与审美实践问题、生存论与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等，这些问题不仅塑造了美学理论的知识范畴，更在宏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定位了美学知识的坐标，彰显了现代美学发展的动力。专注于美学知识的内在发展和美学体系内部逻辑化建构的书写方式，可称为知识型书写范式。根据知识型书写范式的不同切入点和逻辑理论，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以具体美学家的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为书写对象 这种美学史的书写内容，往往针对的是在百年美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具有重要意义的美学家的具体思想。书写者按照不同的线索和分类方式，对个体美学家思想进行呈现与阐释，串联起整个百年美学的发展历程。例如王向峰的《中国百年美学分例研究》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梳理与评介百年美学史上重要的18位美学家各自的学术观点、思想精要及美学理论，在彰显个体学术价值的同时，勾画出中国百年美学的整体建构与发展流变。章启群的《百年中国美学史略》同样选择近百年来中国的几位重要美学家，对其思想进行有机梳理并按照三条线索分类书写：第一条书写线索侧重强调美学学科西学东渐与中国化进程，阐发以蔡元培、朱光潜等对西方美学的译介与传播；第二条书写线索集中论述具有中国特质的美感体验话语与艺术精神表达，论述王国维、宗白华和徐复观等对中国美学精神的拓展；第三条书写线索立足于美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进展与时代影响，指出蔡仪、李泽厚、朱光潜的美学探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知识体系。在书写这些美学家具体理论的同时，著者也融入了自身对百年美学发展脉络的认识。薛富兴的《分化与突围：中国美学1949-2000》以20世纪后50年的中国美学为观照对象，深入分析了蔡仪、朱光潜、李泽厚和周来祥四位美学家的理论成果与局限，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中国大陆美学经历的发展阶段，总结出三大特征：马克思主义美学、哲学美学和西化美学。集中于四位美学家的论述确保了对每位美学家书写与探讨的充分性，最后的经历梳理和特征总结，也使得我们对大陆美学的发展和知识体系的建构有了一个较为整体的认识。陈望衡的《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以美的本体论问题为基础，对不同美学家的理论进行分类梳理和具体讨论，并展开美学学术体系的建构。这种书写方式将美学家理论的具体分析提高到本体论高度，形成与其他百年美学史著作不同的书写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