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地位问题既是民法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①又是切实推动民法典实施的前提性问题。②现有理论多将民法典归入民事基本法律的范畴。③然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切实实施民法典”的集体学习中强调，“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④这一论断构成了我国法学理论中的一项原创性贡献，不仅丰富了法律类型理论，而且提升了对民法典地位的认识。为什么要将民法典定位为基础性法律，而非民事基本法律?从民事基本法律到基础性法律尤其是“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又会产生何种影响?上述问题尚未得到学界充分关注，有必要就民法典的地位问题作出系统阐释。这一研究既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又是切实推动民法典实施的必要前提。 一、为何不宜将民法典定位为民事基本法律 民法典之民事基本法律的定位，既有内在缺陷，又不利于民法典的全面有效实施。 (一)基本法律概念的内在缺陷 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相对，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将法律分为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涉及国家立法权的配置。1982年之前，我国没有基本法律的概念。彼时，要凸显一部法律的地位，只能称其为重要法律，⑤因为根据1954年宪法的规定，我国当时实行的是唯一立法机关体制，只有全国人大才有权制定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仅有法律解释权与法令制定权。⑥既然国家立法权统一于全国人大，就不必对其制定的法律再予区分。 基本法律概念始见于1982年宪法，其规定，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是全国人大的职权，而制定和修改非基本法律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可见，现行宪法通过区分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宪法的这一修改既减轻了全国人大的立法压力，又调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积极性，满足了改革开放对立法的现实需求。然而，宪法的规定过于笼统，不仅缺乏区分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的标准，而且未能明确二者的效力差别，甚至在立法主体上也常有交叉。 立法法延续了宪法区分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的做法，但仍未明确二者的区分标准。不仅如此，立法法第11条还将“民事基本制度”笼统规定为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事项。事实上，由于我国各项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划分还需探索和认识，故一时难以对基本法律的含义及其范围作出明确界定。⑦在此背景下，学说展开了基本法律识别标准的研究，形成了主体标准说、⑧内容标准说⑨和双重标准说⑩三种观点。因内容重要性标准不易把握，故相较而言，只有主体标准最为明确。但考察1982年以来的立法可以发现，立法机关并未严格遵循主体标准。一方面，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在基本法律之外，当然能制定非基本法律。另一方面，诸如侵权责任法等基本法律，却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而非全国人大制定的。 不宜将民法典定位为基本法律，不仅由于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无法清晰区分，更因为宪法与立法法在二者效力上的模糊态度。逻辑上，区分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意味着二者的效力存在差异。此前确有基本法律效力优先的观点，认为基本法律是国家法律体系中仅次于宪法、又高于其他法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层次，(11)是名副其实的“二级大法”。(12)受此影响，民法学界也有论者力主将民法典定位为民事基本法律，以提升民法典的效力位阶。(13)然而，基本法律效力优先说不仅未能回答基本法律之间的效力问题，而且也非理论共识。理论界尚有效力等同说和效力待定说两种不同观点。效力等同说主张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无效力高低之分。(14)效力待定说认为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既可能是上下位阶关系，也可能是同位阶关系。(15)而且，基本法律效力优先说也只是学说见解，并无实证法依据。因为宪法虽区分了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但没有凸显基本法律的优先地位。立法法第99条在关于法律效力等级的规定中，将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合并，使用上位的“法律”概念，更是模糊了二者的效力差异。事实上，我国司法实践也多将二者等而视之。(16) 上述分析表明，无论在区分标准抑或区分效果上，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的区分都备受争议。在此背景下，不宜再以基本法律来定位民法典。 (二)民事基本法律的定位不利于民法典的有效实施 讨论民法典的地位，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更旨在促进民法典的全面有效实施。将民法典定位为基本法律，不能充分推进民法典的有效实施。 1.基本法律定位不利于协调民法典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如前所述，不仅基本法律与基本法律之间，而且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之间均无效力差别，若将民法典定位为基本法律，当民法典与其他法律(包括其他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发生冲突时，就只能依立法法第103条规定的“新法优于旧法”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两项规则处理，但此种处理的结果未必妥当。 首先，立法法第103条的适用前提是“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民法典由全国人大制定，当民法典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发生冲突时，能否将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视为“同一机关”，便会生疑。相较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数量更多，如何协调民法典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关系，便尤为重要。依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与全国人大不具有组织或职权的一体性，在行使国家立法权上并非同质。(17)由此，当民法典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发生冲突时，立法法第103条无法径行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