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学与阐释学均将理解与解释作为它们研究的对象，这一共同点使两个学科的交叉具有了学术基础与可能。在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阐释学体系的学术自觉中，训诂阐释学必然被推至学术前台。在近几十年的研究中，学者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国训诂学是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学术起点，也是其坚实的学科基础。训诂学应当恢复经典解释的固有精神，助力建构当代的中国阐释学。这样既可使训诂学适应当代文化转型的现实需要①，也可使训诂学焕发新的生机②，为其当代发展找到新的道路③。这是因为训诂学无论从它的原初性自觉，还是历史的建构性自觉；无论是它在发展中的变革性自觉，还是方法论上的总结性自觉，均具有诠释学的基本特质，是研究中国古代阐释目标与方法、阐释效应的富有矿藏。④阐释必赖训释⑤，从训诂学汲取契合汉语阐释的方法，是建构当代形态中国阐释学基本的出发点⑥。而经典阐释的确定性，是训诂学与阐释学相结合的着力点，它为中国阐释学的自主发展提供了来自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支撑。⑦可以说，阐释学是拓展中国训诂学研究论域的重要学术参照。中国训诂学的当代发展需要阐释学的启示，阐释学要形成中国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不可错失中国训诂学的阐释实践及其中蕴含的阐释思想。为此，探讨训诂阐释学的当代建构就成为应有之义。 一、训诂历史及其积淀是训诂阐释学建构的质料库藏 从发展历史看，中国的训诂意识产生于先秦，训诂学初兴于汉，发展于唐，变革于宋元，延续于明，再次全盛于清。训诂学发展的历史，也是各种训释的方式与方法不断发展、观念不断演进的历史。20世纪以前经验训诂学阶段，注重对经典文献文本语言文字现象的研究，以经文之训诂、经义之阐释、经典之考辨为主要内容，积累了大量的注释、纂集和考据的训诂类材料，形成了经验训诂学的一些认识，蕴含着大量的经典注释的方式、方法与目标。 其一，形成了大量经典解释的材料与解释的方式。就《诗》而言，“诗有四家，毛氏独传”⑧。“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郑氏发明毛义，自名曰‘笺’……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以使有别……然《笺》与《传》义亦时有异同……唐贞观十六年，命孔颖达等因《郑笺》为《正义》，乃论归一定，无复其涂。”⑨这段记载表明这样两个事实，一是典籍的训释历代不绝，形成了“传”“笺”“正义”等不同的训释体例，显示了古人解释经典的不同方式与方法；二是经典的解释积累了大量的训释材料，代有不同，或有所发明与创新，或据语义下断语，但各种解释有所依据。郑玄根据毛亨的《诗传》形成了《郑笺》，孔颖达又因《郑笺》而成《诗经正义》。可以说，解释经典的方式在汉代之前有传体，但大规模的解经活动出现后，汉代就有了说、解、故、章句、注、笺等。魏晋又有了集注、疏等，后代又出现记、问、义等不同的体式。训诂学家不仅产出大量的解释经典的材料，而且对不同解释方式进行论述与分析。如宋代邢昺在《论语注疏解经序·序解》较为集中地对章句、训解、义说等几种注释的体式进行了区分。他说：“篇者，积章而成篇，遍也，言出情铺事明而遍者也。积句以成章，章者，明也。总义包体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联字而言，句者，局也，联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句者，训解科段之名……训解以出其义理焉。”“然则道其义、释其理谓之训解，以传述言之曰传，以释理言之曰训解，其实一也。”“谓作注而说其义，故云义说。”⑩邢昺对解经体式的区分，是他对不同解经方式与方法的早期自觉。这样的学术自觉与总结，对今人从阐释的角度研究经典的阐释方法，进而去建构阐释学的理论有重要的作用。 其二，形成了多个不同的训释流派与训释目标。在长期的训释活动中，因训释方式和目标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解释方法、解释风格、解释流派。汉代的今古文之争，是最具差异的两个派别。今文学派的经典解释更重微言大义，提出了“《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此辞”(11)。而古文学派则提出了“信而有证”的主张，并以追求语言文字本义为根本。如许慎严格遵守《尚书》“言必尊修旧文而不穿凿”的训导，作《说文解字》，“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12)。他以这种态度和行为反对“人用己私，是非无证，巧说衰辞，使天下学者疑”(13)的经典解释方式。之后南朝“标新立异”与北朝“核其根本”又形成显著不同。南朝的通儒刘焯、刘炫“二刘”，“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14)。“焯、炫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15)他们对东汉古文学派解释经典的方式不以为然，认为“贾、马、王、郑所传章句，多所非是”(16)。“二刘”对汉代古文学派贾逵、马融、王充、郑玄的否定，即是他们解释观念和解释方法与汉代古文学派存在显著不同。北朝经学家刘兰、李铉在解释经典时更注重“核其根本”，显著区别于南朝“二刘”的解释方式。《北史·儒林传》记载刘兰“排毁《公羊》，又非董仲舒”，对汉代今文学派多所否定，注重“推《经》《传》之由，本注者之意，参以纬候及先儒旧事，甚为精悉”。(17)北朝的李铉推崇汉代古文学派之法，注重经典文字的考证。“铉以去圣久远，文字多有乖谬，于讲经之暇，遂览《说文》《仓》《雅》，删正六艺经注中谬字，名曰《字辨》。”(18)再其后，唐代“疏不破注”、宋朝“六经注我”、清代“实事求是”既是解释方式上的差异，也形成了古代训诂学经典解释的不同派别。这些丰富的训诂材料与体式，不同的解释目标与方法，为训诂阐释学提供了研究的对象与学科建构的基础。 二、训诂学理论的形成是训诂阐释学建构的前学科基础 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是训诂学理论逐步建构的阶段。学者们逐渐以学科意识对中国漫长的训诂历史和实践进行理性思考，找寻以语言解释语言的基本方式和方法，发现经典解释中蕴含的基本规律。这种学科性质的理论思考，既对训诂学的性质、内容、方法及研究目的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也对认识当下训诂学科在建构阐释学当中的优长、不足起了很好的作用，因而它是建构训诂阐释学的前学科基础。从其历程看，经历了训诂学理论初创期和训诂学原理的建构期两个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