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13(2023)04-0050-08 仁礼关系问题是儒学的重要问题，孔子有“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之说。作为新儒学的创立者，二程对仁礼关系也颇为措意，并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1]181。在二程看来，追根溯源，仁与礼二者有共同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天理。天理在人便是人的至善本性，仁理、仁性通于礼理、礼性；但仁与礼毕竟不是一物，各自具有独特内涵，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二者具有异质性；仁与礼同中有异，如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程颢强调“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1]16，而程颐将其首创的“理一分殊”论题以及“偏言”“专言”话题融入仁礼关系诠释中[1]154，皆颇具特色。目前学界对于二程仁或礼的思想有不少研究，但都不曾对其仁礼关系进行专门研究①。本文试图从同根性、异质性、相成性等维度对二程仁礼关系进行系统研究，藉此探究二程思想的特色与地位，并兼及二程思想的差异性。 一、“仁之与礼非有异”：仁与礼具有同根性 程颢曾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1]424对于以体贴出天理为豪的二程兄弟来说，仁与礼不只在人伦日用上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天理、性理的形上溯源。二程认为，仁与礼同是天理的体现，同根于人的至善之性，二者具有同根性。程颐有不少关于仁礼统一的论述，如他通过对《论语》中孔子以“礼”答颜渊问“仁”的分析，凸显仁与礼相统一：“颜渊问仁，而孔子告之以礼，仁与礼果异乎？”[1]181“视听言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与礼非有异也。”[1]322 (一)仁与礼同是天理的体现 首先，仁的本体是天理②。二程仁论的最大贡献是解构了汉唐以来以爱释仁的传统[2]86，抬高了仁的层级，建构了仁性仁体[3]55。 一方面，二程建构仁体，强调仁体即仁理。程颢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1]16-17也就是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体贯通包纳义、礼、智、信，若能体会到这种仁体境界，再以诚敬的方法存之即可，不需要作刻意防检和过多理性思考。程颢强调的“学者须先识仁”[1]16之“仁”，即是“学者识得仁体”[1]15之“仁体”。程颢还强调“此理至约，惟患不能守。既能体之而乐，亦不患不能守也”[1]17，认为学者“识”“体”的“仁体”即是“仁理”。对于这种“仁体”“仁理”，他是颇为赞赏的。程颢曾称赞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境界得“仁之体”，是仁孝之理：“《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1]15，“《西铭》某得此意，只是须得他子厚有如此笔力，他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语。且教他人读书，要之仁孝之理备于此，须臾而不于此，则便不仁不孝也。”[1]39《西铭》即《订顽》，在程颢看来，《订顽》篇得“仁之体”，备“仁孝之理”，需须臾不离，时刻遵循之，否则便不仁不孝。总之，“仁体”与“仁理”相通。 另一方面，二程建构仁性，强调仁性即仁理。程颐再三强调“仁是性”[1]183、“爱自是情，仁自是性”[1]182、“爱，情也；仁，性也”[1]1175，主张“仁性爱情”，突出仁在性体上的层级高于爱。而程颐又创造性地提出“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1]292。由“仁是性”至“性即理”，依此类推，仁性即是仁理。对于仁与理的相通，程颐说，“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1]391，“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1]183-184。在程颐看来，仁源于天道“生生”之理，而此理又具于人心，成为人之所以为人之性理，仁与理都指向相同的生命创造活动。“生生”之理虽为天道，但其实现于人则为人道，换句话说，“理”是“天之道”，“仁”是“人之道”。由此，二程将天道贯通人道，把天地的生生之德与人类的仁义道德统一起来，即仁与天理二而为一，天理即仁。 程颐认为，仁是大公无私的，“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1]1136，“公只是仁之理”[1]153。在他看来，仁是天下的正理，代表着大公至正，维护着社会秩序。同时，他又强调“古人有捐躯陨命者，若不实见得，则乌能如此？须是实见得生不重于义，生不安于死也。故有杀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1]147，突出仁具有实在性，仁理就是实理，成“仁”者是成“是”者、成“理”者。 其次，礼的本质是天理。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开始将“礼”与“天地”并论，探讨礼的形上依据。春秋时郑国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4]765他视礼为天经地义、老百姓日常生活所要遵守的准则。齐国晏婴言“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4]781，将礼提高到与天地并列的高度。到汉代，《汉书》将“礼”与“天秩”“天地”并提，言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5]1079，“象天地而制礼乐”[5]1027。 而到了二程所处的时代，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创立理学，“理”成了最高的哲学本体，视“理”为“礼”的形上依据。程颢言：“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1]139二程言：“形而上者，存于洒扫应对之间，理无大小故也。”[1]1175二程将洒扫应对之基本礼节与形而上之理贯通。程颐在论圣人之道时指出“从洒扫应对至精义入神，通贯只一理。虽洒扫应对，只看所以然者如何”[1]152，在论程颢为学时指出“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1]638，皆强调“理”“礼”的贯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