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13(2023)04-0050-08 仁礼关系问题是儒学的重要问题,孔子有“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之说。作为新儒学的创立者,二程对仁礼关系也颇为措意,并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1]181。在二程看来,追根溯源,仁与礼二者有共同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天理。天理在人便是人的至善本性,仁理、仁性通于礼理、礼性;但仁与礼毕竟不是一物,各自具有独特内涵,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二者具有异质性;仁与礼同中有异,如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程颢强调“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1]16,而程颐将其首创的“理一分殊”论题以及“偏言”“专言”话题融入仁礼关系诠释中[1]154,皆颇具特色。目前学界对于二程仁或礼的思想有不少研究,但都不曾对其仁礼关系进行专门研究①。本文试图从同根性、异质性、相成性等维度对二程仁礼关系进行系统研究,藉此探究二程思想的特色与地位,并兼及二程思想的差异性。 一、“仁之与礼非有异”:仁与礼具有同根性 程颢曾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1]424对于以体贴出天理为豪的二程兄弟来说,仁与礼不只在人伦日用上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天理、性理的形上溯源。二程认为,仁与礼同是天理的体现,同根于人的至善之性,二者具有同根性。程颐有不少关于仁礼统一的论述,如他通过对《论语》中孔子以“礼”答颜渊问“仁”的分析,凸显仁与礼相统一:“颜渊问仁,而孔子告之以礼,仁与礼果异乎?”[1]181“视听言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与礼非有异也。”[1]322 (一)仁与礼同是天理的体现 首先,仁的本体是天理②。二程仁论的最大贡献是解构了汉唐以来以爱释仁的传统[2]86,抬高了仁的层级,建构了仁性仁体[3]55。 一方面,二程建构仁体,强调仁体即仁理。程颢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1]16-17也就是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体贯通包纳义、礼、智、信,若能体会到这种仁体境界,再以诚敬的方法存之即可,不需要作刻意防检和过多理性思考。程颢强调的“学者须先识仁”[1]16之“仁”,即是“学者识得仁体”[1]15之“仁体”。程颢还强调“此理至约,惟患不能守。既能体之而乐,亦不患不能守也”[1]17,认为学者“识”“体”的“仁体”即是“仁理”。对于这种“仁体”“仁理”,他是颇为赞赏的。程颢曾称赞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境界得“仁之体”,是仁孝之理:“《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1]15,“《西铭》某得此意,只是须得他子厚有如此笔力,他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语。且教他人读书,要之仁孝之理备于此,须臾而不于此,则便不仁不孝也。”[1]39《西铭》即《订顽》,在程颢看来,《订顽》篇得“仁之体”,备“仁孝之理”,需须臾不离,时刻遵循之,否则便不仁不孝。总之,“仁体”与“仁理”相通。 另一方面,二程建构仁性,强调仁性即仁理。程颐再三强调“仁是性”[1]183、“爱自是情,仁自是性”[1]182、“爱,情也;仁,性也”[1]1175,主张“仁性爱情”,突出仁在性体上的层级高于爱。而程颐又创造性地提出“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1]292。由“仁是性”至“性即理”,依此类推,仁性即是仁理。对于仁与理的相通,程颐说,“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1]391,“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1]183-184。在程颐看来,仁源于天道“生生”之理,而此理又具于人心,成为人之所以为人之性理,仁与理都指向相同的生命创造活动。“生生”之理虽为天道,但其实现于人则为人道,换句话说,“理”是“天之道”,“仁”是“人之道”。由此,二程将天道贯通人道,把天地的生生之德与人类的仁义道德统一起来,即仁与天理二而为一,天理即仁。 程颐认为,仁是大公无私的,“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1]1136,“公只是仁之理”[1]153。在他看来,仁是天下的正理,代表着大公至正,维护着社会秩序。同时,他又强调“古人有捐躯陨命者,若不实见得,则乌能如此?须是实见得生不重于义,生不安于死也。故有杀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1]147,突出仁具有实在性,仁理就是实理,成“仁”者是成“是”者、成“理”者。 其次,礼的本质是天理。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开始将“礼”与“天地”并论,探讨礼的形上依据。春秋时郑国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4]765他视礼为天经地义、老百姓日常生活所要遵守的准则。齐国晏婴言“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4]781,将礼提高到与天地并列的高度。到汉代,《汉书》将“礼”与“天秩”“天地”并提,言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5]1079,“象天地而制礼乐”[5]1027。 而到了二程所处的时代,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创立理学,“理”成了最高的哲学本体,视“理”为“礼”的形上依据。程颢言:“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1]139二程言:“形而上者,存于洒扫应对之间,理无大小故也。”[1]1175二程将洒扫应对之基本礼节与形而上之理贯通。程颐在论圣人之道时指出“从洒扫应对至精义入神,通贯只一理。虽洒扫应对,只看所以然者如何”[1]152,在论程颢为学时指出“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1]638,皆强调“理”“礼”的贯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