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历史实践和理论范式若要赢得人们的普遍理解与支持，必须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这种为某种实践活动或理论观点提供辩护性论证的过程亦即所谓的“证成”(justification)。习近平指出：“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1]这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开创性的历史实践，经由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经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的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的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发生的一系列历史性变革，已然从实践层面雄辩地完成了自我证成。作为一种原创性的理论范式，中国式现代化还需要在“实践证成”的基础上，聚焦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通过艰苦的思想创造和理论阐释，证成自身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对这一过程来说，“文化证成”是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其实质在于透过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及其历史演化，深入挖掘掩映于“中国实践”背后的“中国理论”“中国价值”“中国精神”，尤其是要将习近平考察“一馆一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提到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2]的道理、学理和哲理阐释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根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力量。本文拟从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文化证成的路向选择入手，研究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源(“从哪里来”)、文化内涵(“是什么样”)、文化价值(“有何意义”)，借以深化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证成路向 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来看，举凡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无不需要文化证成。这是因为，人类文明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向来都存在着“现代性”(modernity)和“现代化”(modernization)两个高度关联却殊方异类的概念范畴。作为名词的“现代性”，展现了磅礴行进的历史大势和客观必然的历史进程；作为动词的“现代化”，内在蕴含着如何实现从“非现代性”或“前现代性”向现代性转换的道路选择。对于“现代化”而言，真正紧要的恰恰是那些被各式各样的现代性理论之争所隐蔽起来的内容，即“谁”采取“何种方式”以走向现代化。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国家循着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化方案，并围绕这些方案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展开了形形色色的文化证成。从文化角度证成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要突破西方现代性的思想架构和理论叙事，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历史沃土和创新创造之中，以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以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意味着要紧密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证成的宏阔历史及其内在逻辑，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以中国方案引领世界现代化发展，从而实现从“阐释中国”向“中国阐释”、从“认识中国”向“中国认识”、从“作为现实的中国”向“作为方法的中国”的总体跃升。 总体而言，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证成，目前主要有三种影响较大的证成路向。第一，批判式证成，即通过批判西方现代化的弊端与缺陷，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当性。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3](P823)发生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辟，既预示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也昭示着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开端，更使历史逐步转变为世界历史。伴随这一进程，“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P36)资本主义与现代化在时间上的重合性，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先发性，使“现代化=西方化”“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等论调一度大行其道。正是在这样的叙事框架里，黑格尔所谓的“中国历史停滞论”和魏特夫宣扬的“东方专制主义”成为刻画描摹古代中国的“标准像”，费正清及其弟子列文森的“冲击—回应”“传统—近代”论成为研究认识近现代中国的典型范式。从“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客观历史境遇出发，批判式证成致力于去除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强加于我国的“落后”“蒙昧”“停滞”标签，旨在通过批判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激活和坚守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价值自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着眼冲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批判西方现代化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立场，把摆脱对西方现代化的“学徒状态”和“他者依赖”作为重大历史使命；二是着眼历史和现实，批判西方现代化霸权主义的文化战略，揭露西方现代化掩藏于自由、民主、博爱等口号背后的历史劣迹，如战争、贩奴、殖民、掠夺等；三是着眼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悖论，批判西方现代化以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为主要表征的文化弊病，剖析其精神失落、价值动荡和信仰危机发生的制度根源和文化奥秘。 第二，特殊式证成，即通过阐释我国现代化建设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实践路径等方面的独特品质，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如前所述，由西方国家率先开启的现代化进程，“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4](P35)这一进程被经典现代性理论阐释为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蓝本的“文明复制”和“普世价值”，并形成了“自我中心论”“文明进化论”等用以解释现代化历史实践的典型范式。这些范式将世界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理解为趋近或实现西方现代性的过程，并力图使之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帝国”的“准殖民地”和“行省”。为打破西方国家对现代化内涵定义权、现代化标准制定权、现代化实践阐释权的垄断，特殊式证成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深入分析现代化进程的发生学义理，认为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有其特殊本质，发生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也有其独特的民族国家属性，二者在文化起源和精神禀赋上存在显著差异。此外特殊式证成着重防范和抵制外来文化威胁，尤其是西方现代化及其意识形态对中华文化的冲击与挑战，致力于探索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和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