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联合国启动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议程，经过30余年的艰苦努力，全球气候治理在制度化建设方面取得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京都议定书》[2]《巴黎协定》三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其中，《巴黎协定》明确了全球2℃温控目标，并提出碳排放尽早达峰以及实现净零碳的要求。[3]然而，当前全球气候风险加剧、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使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气候治理出现新形势、遭遇新挑战，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碳中和大趋势下，中美欧各主要经济体战略取向明确，积极谋划净零碳技术创新与产业布局。同时，在绿色竞合态势下，美欧以安全为由加大了对中国低碳产业链的围堵，气候议题与贸易措施的结合呈加强趋势。中国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承诺，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责任担当，这也是中国顺应历史潮流、再创发展奇迹的历史机遇。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要寻求更多利益交汇点，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更多正能量。 一、全球气候变化形势及治理挑战 自《巴黎协定》签署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经历了深刻转型。随着全球碳排放格局的变化与利益关系的调整，减排责任与义务的谈判模式从京都时期的“自上而下”转换到巴黎时期的“自下而上”。《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对发达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限排义务[4]，而《巴黎协定》要求各缔约方“量体裁衣”、自主设定降碳目标。[5]但京都模式因缺乏超越国家主权的统一气候治理权力机构而难以延续，巴黎模式也面临治理有效性问题。在全球气候变化风险加剧、减排机制柔性化与治理体系碎片化的背景下，能否落实《巴黎协定》的要求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各国之间的减排量也存在较大差距。单边主义绿色贸易壁垒凸显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深层次利益冲突。 (一)全球气候临界点日益迫近 《2022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指出，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高出约1.15℃，在未来5年内温升超过1.5℃的可能性达到66％。尤其在夏季，高温天气在全球各地频发，部分国家甚至出现超过40℃的历史性极端高温天气，大范围高温热浪或成新常态。[6]2019年，全球1万余名科学家联合发布报告指出，地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7]2022年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在地球16个气候临界点中已有5个被引爆，这些临界点之间存在级联效应。[8] (二)各方落实《巴黎协定》减排目标的行动力有待提升 虽然《巴黎协定》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碳中和进程，但如期实现1.5℃温控目标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9]据气候行动追踪组织预测，即使各国按时完成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承诺的减排目标，到22世纪初全球平均气温也会上升2.7℃。联合国环境署(UNEP)报告指出，若延续当前政策，预计2030年碳排放将分别高于1.5℃和2℃温升目标对应的碳减排量差距250亿吨和170亿吨。[10]面对极端气候常态化的全球性挑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明确提出，各国必须开展持续、全面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否则将难以实现1.5℃温升目标。[11] 同时，落实《巴黎协定》目标面临的挑战不仅体现在各国自主贡献目标不足，也体现在资金缺口较大和技术支撑不够等方面。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23个发达国家集体承诺，从2020年开始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支持，但该承诺至今仍未完全履行；现有的技术也不足以化解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与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之间的矛盾。[12]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面对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合作是延续人类文明的唯一选择，反之人类将会自取灭亡。[13]因此，主要大国在多边主义框架下共同迎接气候挑战，不仅是道义问题，也是必然选择。 (三)全球气候治理体制显现柔性化、碎片化特征 《巴黎协定》采用“自下而上”自主贡献的治理模式，即缔约国在共同分担自主贡献义务的前提下，根据国情和能力决定各自的减排贡献，国家行为体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性。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框架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既缺少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程序，也缺乏有效的违约惩治机制，呈现柔性化、碎片化特征。可见，《巴黎协定》主导下的自愿减排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球气候治理的不确定性。[14] 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气候治理格局。其中，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二氧化碳排放量合计已超过全球排放总量的40％①，排放格局的变化导致各国减排责任分歧增加。美欧等发达国家倡导“共同”责任，发展中国家倡导“有区别”责任。随着新兴经济体国际影响力的快速上升，中美欧三方鼎立的全球气候治理新格局逐渐形成。虽然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代表的气候治理公约一直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框架，但传统多边机制缺乏效率和强制力，不同群体间气候治理利益共融水平较低，导致气候谈判难以顺利开展甚至陷入停滞。欧美一些缔约方倡导的气候俱乐部虽然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但可以克服全球气候治理的外部影响，有效减少搭便车行为，增强各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