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社会关系转变

作 者:

作者简介:
谢桂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王小榕,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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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使用CGSS2011-2013年的数据,从地区、社区和个体三个层次出发,考察了城市化水平对居民的社区内部交往和社区参与的影响,尝试从动态的角度探讨城市化是否削弱了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个体与社区之间紧密联系的传统。研究发现,城市化对于居民的社区交往具有显著影响作用,但对于社区参与则影响不是很显著。一方面,随着居住地、居住社区或者居民个体的城市化水平的提升,社区内部的交往频率趋于降低。另一方面,居住地的城乡属性对于社区参与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居住在农村的居民更有可能参与社区活动。除此之外,社区特征以及个体城市化程度与社区参与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期刊代号:LC2
分类名称:社会学评论
复印期号:202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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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农耕传统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村庄生活方式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而正在发生转变。城市化首始于居住环境的城市化,它可以通过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或者就地城市化两种途径实现。环境的转化又很可能带来日常生活态度、行为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变化,称之为生活方式的城市化(Frey & Zimmer,2001)。之后,又有学者提出了社会城市化或者行为城市化(behavior urbanization)作为城市化的第三个阶段,指城市生活方式,或者说基于城市生活所形成的行为、态度和活动方式等的扩散已经超出了城市的地理区域,使得整个社会被城市化(弗里斯,2015),由此城市化的效应跨过了城市边界。但无论如何定义城市化,无论是从乡村进入城市(人口城市化),还是城市自成一体(生活方式城市化),抑或是从城市渗透回乡村(社会城市化),都涉及了社区与人之间关系的转变或不变。

      社会学家对城市化后果的讨论之一是城市化对社区内部关系的影响。迄今为止讨论主要集中于城市内部社区关系的演变,关注的焦点在于城市化是否会带来社区内社会关系的消失或者转型。国内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关注城市化之下的城市社区是否有可能依然作为一种基于共同情感和集体规范与意志的共同体存在(桂勇、黄荣贵,2006)。但讨论都集中于对城市社区的探讨,忽视了城市化有可能对农村社区的渗透,并且把城市化作为一个静态的过程,只是关注于某一个时点对社区的效应,而忽视了动态的城市化过程对个体社区关系的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历年的调查数据,将农村和城市的各类社区都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之中,综合考虑居住地区、居住社区和个体的城市化程度对社区关系或者说构成社区共同体的基本要素的影响。更具体地说,本研究将考察居住在城乡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小区、具有不同户籍状态的居民在与邻居交往或者参与社区活动方面是否具有不同的特征。

      社区社会资本是维持社区良好运转的重要影响因素,对2020年初武汉社区的研究亦证明社区的社会资本,包括社区志愿者组织和社区凝聚力,可以有效地帮助成员抵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各种危机(Miao,Zeng & Shi,2020)。而社区内成员间的交往和社区参与是产生社区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方亚琴、夏建中,2019;蔡禾、张蕴洁,2017),因此对中国情境下社区内部关系转型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传统与文化之下的社会关系对城市化的应变之道,也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充实或者重建社区社会资本的可能路径。

      一、城市化对社区关系的影响

      乡村社会是一个建立在集体意识上的小型的同质性社会(家庭/邻里/村庄/小城镇),人们享有共同的生活、情感和规范,形成基于村庄社区基础上的生活共同体。而城市化之后人们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范围内生活,与城市相伴的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分工使得人们在劳动、经历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同质性降低、异质性增强,人与人之间不再享有在共同生活基础上所产生的共同情感,集体意识开始衰落,个体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开始变得疏远。

      有关城市化对社区社会关系的影响,学者们归纳出了社区衰落/消失(community lost)、社区保存(saved)、社区转型(transformed)和社区解放(liberated)等几种假说(Wellman,1979;Wellman & Leighton,1979;White & Guest,2003)。这些理论之间的异同可能首先在于城市化对社会关系性质的影响,即人们之间的紧密的社会联系是否还能保留;其次,如果把社区定义为一个地理空间,对城市里的社会关系的考察是否可以跨越社区的边界,即社会关系的发展是否不受社区边界的限制;最后,是否可以把对社会关系的探讨提升为对社会网络的分析,以及对社会网络内部的联系强度的分析。本文探讨的是社区内部社会关系的转型,因此关注的焦点在于社区衰落/消失假说和社区保存假说。

      社区衰落/消失假说认为,城市人口规模巨大、异质性高,生活与工作的空间分离,亲属可能分居不同社区等因素使得人和人之间缺乏共同生活的情感纽带(Wirth,1938),难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由此可见,社区衰落论中的“社区”有两层含义,一是地理的区域,二是含有滕尼斯的社区共同体或者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的意义。社区保存论则认为城市化并没有导致首属关系(primary ties)的衰落,人们之间依然可以保持着紧密的社会团结。一是城市部分社区内部的成员间依然享有共同的价值观、保持紧密的社会联系并相互提供支持。二是城市存在着各种跨越居住社区的社会网络,网络内的成员彼此协助,也发展出共同体的特征。可以说,社会关系的维持与居住形式之间并没有很强的关联,而是与居住人口的特征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相关(Gans,1968;Wellman,1979;Wellman & Leighton,1979)。

      有关城市化对城市社区内部社会关系的影响的讨论还没有达成最终定论。不过如果把帕特南对最近几十年美国社区社会关系转变趋势的研究视为对相关理论的检验的话(帕特南,2018:187),天平恐怕要向社区衰亡/消失论一侧倾斜了。根据帕特南的考察,无论是在与亲友的互动,还是在社区参与或者其他各种社会组织的参与方面,美国社会都面临着衰落的趋势。美国人虽然仍乐于与亲友交往,但交往的频率和花费的时间都在持续减少。在社区的各种组织,包括家长教师协会、社区志愿团体、地方会议等方面,参与者投入的积极性(包括精力和情感)也大大降低(帕特南,2018)。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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