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工程决策“中国之治”的现代化道路  

作者简介:
盛昭瀚,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刘慧敏(通讯作者),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董梁,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燕雪(通讯作者),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金帅,江苏大学管理学院;邱聿昊,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原文出处:
管理世界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既是我国重大工程建设不断创造奇迹、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70年,也是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重大工程决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70年。本文以三门峡工程、三峡工程、改革开放以来的长大桥梁工程群以及港珠澳大桥等我国重大工程典型案例链为基础,把我国70年来重大工程决策“中国之治”,即中国重大工程决策治理现代化与中国化一体化的实践及创新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近40年改革开放、民族振兴以及大国治理的历史情境中进行全景式的分析和解读,并在我国重大工程决策“中国之治”70年现代化道路发展历程的文化记忆中,总结其基本经验、揭示其内在逻辑、再通过体现历史逻辑与辩证思维原则的反思,提炼对新时代我国重大工程决策治理的现实启示。


期刊代号:C3
分类名称:管理科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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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在它之前,有着“过去的”时代,在它之后,有着“未来的”时代,任何“当下的”时代一定是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Sheng,2018)。所以,一个时代的管理学术,一定包含着对过去时代人类管理学术的肯定和继承,也一定会包含着相对于未来时代的不足和局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2009)。这意味着,任何管理学术中一定蕴含着一种自我回顾、总结、反思的品格,即对管理学术的文化记忆。

      在过去一段较长时期,我国管理学术的“大头”属于“在中国的管理学术”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形态是中国学者主要按照西方管理思想与学术范式来研究各类管理问题,这是中国现代管理学术发展的以“引进吸收”为主的“照着讲”阶段。

      目前,这一阶段正在向“管理学术中国化”阶段提升和进化。这一新的阶段的基本形态是中国学者更注重扎根于我国管理的实践土壤,坚持实际问题导向,关切与回应国家重大实践需求,并以自主性学术创新自立于世界管理学术之林,这是中国现代管理学术发展的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接着讲”阶段(盛昭瀚,2019)。

      从以“照着讲”为主到以“接着讲”为主、从以“引进吸收”为主到以“自主创新”为主是中国管理学术的重大历史性转折,它体现了中国管理学界经过几十年的成长而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管理学术正逐渐成为当代世界管理学术格局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盛昭瀚,2019)。

      “管理学术中国化”不再仅仅表现为我国管理学界发表学术论文数量上的增加,也不仅仅是在微观层次对某些具体问题与方法的研究,而是努力在确立重要学术思想、形成理论体系与构建话语体系等宏观层次上为我国,也为国际管理学术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这是历史给我们中国管理学者一次难得的机会,这一机会源于这样一个“临界点”,即全球原有的整体性管理学术格局、秩序与资源供给正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其中就包括管理学术中国化的成长壮大。

      “管理学术中国化”是一种整体性的学术系统形态的演变,是深刻的学术创新机理变革与持久张力作用的结果。其中,不仅有当前人们的不懈努力,也有我们对历史先辈学术的传承。任何管理思想与学术都是那个时代管理活动规律相对广度、深度与高度的总结与凝炼,也必然会有自身相对的不周、不足与不真。黑格尔说,“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对既有经验和现实对象的反复思考”。因此,“管理学术中国化”历史性转折的基本动因之一就是中国管理学术的自我总结与自觉反思。凡是具有高度生命活力的管理学术必然具有不断深化和修正的自我完善与自我成长的自觉性,这是管理学术永不停顿和与时俱进的基本能动力,特别是,在当今充分体现自主性和本土化的“管理学术中国化”转折时期,对我国管理学重要领域的学术历史实践与进化道路进行回顾、总结与反思意义尤其重大。

      这就是在中国成为全球重大工程建设大国、实践成就世界一流、相关学术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背景下,我们写作本文《重大工程决策“中国之治”的现代化道路——我国重大工程决策治理70年》的初衷。

      本文的主题决定了这是一个大时空尺度、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重大工程管理等多个领域的科学问题。显然,要把新中国成立70年来复杂曲折的重大工程决策治理历史浓缩至一篇文章中,除了需要明晰的学术思维主线外,还需要积累大量一手资料。为此,我们从2011年开始前后花了8年多时间,实地调研了全国16个省市的近30个重大工程、搜集并阅读了数百篇相关论文、300余万字著作并查阅了500余份原始档案,访问了一些年逾古稀、甚至已到耄耋之年的当事人,召开了许多次座谈会和进行专家访谈,整理了约80万字的基础性资料,形成了30余万字的中间成果;特别的,自2008年起我们以港珠澳大桥工程管理顾问单位的身份,持续12年参与港珠澳大桥管理咨询工作,并和港珠澳大桥的专家们一起完成了《中国港珠澳大桥工程决策理论与实务》等专著,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终成本文。

      本文努力站在当今时代发展的新高度和新起点,突破单体工程案例和单一管理专题的狭小范围,首次把重大工程这一我国新名片、决策治理这一工程管理核心问题、中国之治这一中国管理特色、现代化道路这一中国独特国情一起融合进新中国70年这一大时空尺度中,全景式地展现为我国70年来重大工程决策“中国之治”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近40年来改革开放、民族振兴一路同行的生动画卷,揭示我国大国治理历史情境中重大工程决策“中国之治”的历史进步与基本规律,并从历史基本经验的总结与反思中提炼出对新时代我国重大工程决策治理的现实启示(盛昭瀚,2020)。

      二、重大工程决策中国之治的70年道路

      (一)总体性研究路线

      在过去的70年间,我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大体制、大环境、大方向对重大工程决策中国之治有着巨大的主导力、决定力与影响力,因此,70年中国重大工程决策之治现代化道路的大走向、主航道、里程碑都深深铭刻着中国独特的国情与文化烙印。而这样的烙印最集中体现在过去70年中我国典型重大工程决策治理的典型案例的情景之中。本文拟通过70年来我国若干典型工程的决策治理案例来认知、分析和揭示70年重大工程决策中国之治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形态和演化规律。

      从时间上讲,70年是重大工程决策中国之治现代化道路的时间演进“全景”,而道路进程“全景”又是由许多典型的单体工程案例“景点”所组成,所以,看“全景”必然要通过看典型案例“景点”才会使我们对70年重大工程决策中国之治现代化道路有完整的认识。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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