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时代中的少数民族:比较视野下的社会融合状况与结果

作 者:

作者简介:
郭未(1979- ),男,四川南充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人口、环境、技术与社会(PETS),老龄、健康与福祉(AHW),移民、工作与福利(MWWS),青少年健康与发展(AHD)研究;付志惠(1996- ),女,山东日照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口社会学研究。江苏 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
青海民族研究

内容提要:

在流动时代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逐步向沿海和中部汉族聚居城镇流动的“东渐”过程中,其在迁入地城市的社会融入状况与结果这一重要议题还较少被学界从实证层面进行研究。本文从民族视角出发,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采用分层线性模型(HLM)、逻辑斯蒂模型(logit),对涵盖经济、行为、文化、心理融合在内的社会融合及其以居留意愿为量度的融合结果进行了研究,并在上述议题范畴对以少数民族间相接近为原则,参照语言、区域等因素划分而成的族群间的差异进行了深入探讨。计量结果显示,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相对较低;与回维等民族相比,满蒙等民族、藏彝等民族、侗/苗等民族社会融合水平更高;从四个维度融合水平来看,各民族也呈现显著差异。进一步,社会融合水平的增加对不同民族流动人口的融合结果的影响也呈现出显著差异。本文在理论向度上对在城镇化背景下有效推动中国民族融合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期刊代号:D5
分类名称:民族问题研究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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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20)03-0053-18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纵深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使得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最基本的社会特征之一[1]。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国和多民族国家之一,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移规模也日益扩大。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大规模向东部和内地城市流动的少数民族人口接近3000万,占比达到全国流动人口的约十分之一。①流动人口给流入地城市带来了新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在就业、社会福利、子女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给城市管理带来新课题。相应地,如何促进新近城镇化的人口在迁入地城市的社会融合就成为目前广受学界、政策界及大众关注的议题[2]。社会融合是指在个体与群体范畴内,以及不同文化场域间,人们的互相配合与适应的过程。中国是一个内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人口分布存在着一个最基本的地理格局:汉族人口主要活动在中国中部和东部(中原和沿海),少数民族人口主要活动在中国西部(尤其是边疆地区),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人口在整体上其教育、经济水平较弱,并且其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习惯、宗教信仰等[3]。因此,在少数民族人口逐步向沿海和中部汉族聚居城镇流动的“东渐”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差异,特别是文化差异(语言与宗教等)在这样的密切交往中会更加凸现[4]。进一步地,与汉族不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意味着外来族群融合和他族融合双重过程,其融合问题更为复杂。

       然而,截至目前,上述谈及的历史遗留的群体异质性和其在迁入地城市现实融入困境的差异是否会导致不同民族人口之间社会融合水平的显著差异这一重要议题还较少被学界从实证层面进行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从民族视角出发,立足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以恰当的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以探讨“社会融合”的族群差异,这一比较研究包括前后相继的两个过程,其一是流动中的“汉族人口与少数民族人口”在社会融合方面的差异;其二是考虑到少数民族内部之间的异质性,拟进行聚类和组团分析(以少数民族间相接近为原则),参照地理区位与语言语系等因素,将少数民族进行类别划分为“满蒙等民族、回维等民族、侗/苗等民族、藏彝等民族”[5],以探究流动中的少数民族人口于其内部而言在社会融合方面的差异。此外,作为对于社会融合结果的一种阐释,本文还将进一步关注社会融合水平的提高是否可以增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迁入地城市的居留意愿。

       二、文献回顾

       (一)社会融合及其解释机制:同化还是多元?

       外来族群的社会融合主要关注于外来群体与流入地当地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属于社会融合在中观层面的理论范畴,即族群模式理论。以美国社会学家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对从欧洲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如何进入和适应新环境的研究开启了西方学界对外来族群与主流社会关系问题的理论探讨。其后,社会学、民族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在“同化论”和“多元论”[6]的范畴内对移民群体社会融合问题展开了系列研究。上述的“同化论”强调外来移民对原有文化和习惯的抛弃与对当地主流文化的认同,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逐步趋向一体化,分为相遇、竞争、适应和同化四个阶段[7]。虽然这一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移民社会融合问题,但却无法回应美国文化和种族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基于此,强调族群文化多元共存的“多元论”应运而生,其认为社会融合是文化与价值相互作用、相互适应过程,是一种“执着性适应”[8]。两种理论的争论影响着对社会融合研究视角的选取及测度,比如美国社会学家戈登就基于同化理论首次提出了包括文化或行为的涵化,社会结构体系内的相互之间的渗入与通婚,族群意识或身份认同的融合,意识范畴内中族群偏见的消除,族群间经济与文化等不同领域歧视行为的消除和公共事务的融合在内的衡量族群关系的指标体系[9]。此后有学者便基于多元论从移民和市民两个角度建立了移民的社会融合研究框架,这对中国国内移民的社会融合研究具有借鉴意义[10]。

       在中国,关于外来族群的学术探讨多聚焦于流动人口群体。承接于上述的多元论范畴的移民融合研究逻辑,国内学者认为,融合与适应不是简单等同于同化,而是比同化具有更加主动积极的意义[11]。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实际上是包括经济、社会、心理与文化几个层面在内的再社会化的过程,并且这几个层面是层层递进的,即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社会层面是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心理与文化的适应代表流动人口完全融入其所在的城市社会[12]。而关于外来族群社会融合的解释机制则主要基于突出移民的受教育程度、职业训练及学习当地语言等影响的人力资本归因论,突出基于本地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对移民的重要作用的社会资本归因论,以及强调流入地或国家在社会保障、政治权利等结构性的制度政策对移民融入起限制作用的制度归因论。当然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解释机制除了以上三个维度,还涉及个人的性别、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因素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和处境,其中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和处境实际上也是社会融合的表现。总结来看,国内对于社会融合影响因素可以划分为人口学特征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制度因素三个方面。在个人层面,学者发现职业培训、教育等人力资本因素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有显著影响,一般来说,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个体社会融合水平也越高,此外性别、年龄、居住时间、婚姻状况等人口学特征也会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13]。在社会资本层面,学者在其进行的深圳农民工社会融合实证研究中发现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强关系网络”是农民工情感融合的积极因素[14]。在制度因素层面,户籍制度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即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阻碍着流动人口的职业渠道、经济渠道、政治渠道、教育渠道、婚姻渠道等[15]。除此之外,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带来的城市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所形成的制度屏障也阻碍着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进程。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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