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 者:

作者简介:
郝时远,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主要研究民族历史,民族问题。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文化认同的重要论述为线索,以中国共产党多元一体的文化自觉观为背景,从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展开对新时代中华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学理性讨论,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作用,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研究、中华民族身份归属、民族语言文字等议题进行了分析,对文化自信、文化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的内在思想关联进行了探讨,认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要求。


期刊代号:D5
分类名称:民族问题研究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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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20)06-0001-1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展开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视野中,从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的高度,对文化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繁荣发展中华文化事业的系统论述。其中,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等方面做出了深刻阐释。

       一、多元一体大家庭的中华文化自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32其中“高度的文化自信”表述,不仅彰显了文化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其立意于“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349,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2]339。习近平用更“基础、广泛、深厚”的自信之基、更“基本、深沉、持久”的力量之源,这些具有“说到底”意味的话语形容的文化,就是“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36,即本文讨论的集各民族文化之大成的、贯通古今的中华文化。而“自信”这一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的概念,在通常意义上就是对达成一个目标自我能力的信心确认。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是基于对植根深入、根系发达、底蕴厚重的文化力量产生的自觉,这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凝聚人心的共同信念基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记录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发展的历史脉络,汇聚了从“五方之民共天下”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进程中的发明创造、思想智慧和道德价值,成就了在东亚乃至全球范围不辍进取、形态独特的文化体系。这种独特性,就是当今“中国特色”话语的历史底蕴。因此,习近平在关于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论述中强调指出:“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3]162也就是说,底蕴深厚、多元一体、文化多样构成的中华文化基质,是塑造当代中国国家形象最具代表性的内涵特质和外在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论断和贯通古今的阐释,是具有学理支撑的政治宣示,是立足于文化力量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份事业应有的强大凝聚力、感召力和激励作用的深刻解读。

       在民族学、文化/社会人类学、民俗学乃至美学、文学艺术等研究领域,无论如何莫衷一是地定义文化概念,或对文化给予纷繁复杂的分类释读和评价,不论是对一种文化符号的“深描”,抑或对某些文化现象的采风,以及关涉文化冲突、文化差异、文化适应、文化多样性、文化遗产保护、跨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等难以尽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可谓卷帙浩繁、丰富多彩。但是,以“文化自信”(对外英译为cultural confidence)介入文化理论的政治实践,无疑是展开了一个新的视野,尤其对统一的多民族中国来说,其现实意义尤为重大。

       文化自信指向的中华文化,是关系到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深层基础。对此,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4]这一条件的决定性意义在于“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即是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会贯通、有机结合的中华文化复兴。其先决条件是认知和建构中华文化,在中华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文化自信。

       近代中华文化的自觉,源自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痛苦经历,国人在“西学东渐”的广义文化冲突、比较和吸收借鉴中,兴起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反省、批判和变革的思潮,探索中华文化的振兴之道。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创了中华文化自觉的新阶段。

       毋庸讳言,这一历史过程的中华文化自觉,主要是建立在中国汉文化基础上的自觉和变革,当时学界关注和调查的少数民族文化、边疆文化,大都属于与汉文化相异、形态不同于内地、甚至比较“原始”的文化类型。因此,在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纲领中,属于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文化”范畴。正如《共同纲领》中规定的:“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6]1对此,1950年邓小平论述民族工作时指出:少数民族“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7]。用学界流行话语即指“他者”的文化。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确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文化观中,一方面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缺乏文化、教育设施,大都属于无文字社会且文盲率高等反映文化发展落后的突出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也认为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优点和长处。因此,1950年筹建中央民族学院时,对开展少数民族研究提出了“发扬并介绍各民族的优良历史文化”的任务[6]14。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在中华文化自觉层面展开的新境界,即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意义上肯定少数民族的文化同样具有优秀的成分和品质,由此开启了新中国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自觉进程。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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