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无声闪电  

作 者:
张柯 

作者简介:
张柯,贵州大学哲学系。

原文出处:
哲学动态

内容提要:

海德格尔在1929年对费希特知识学的深意作了详细解读,指出这种知识学虽有其限度,但也不能仅仅被视为主体性哲学,而毋宁是一种对“人与存在之关联”的深刻致思。这种阐释提供了对费希特哲学的全新观察角度,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从康德哲学到德国观念论的传承和变化,而且对于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发展进程也有重要意义。这种阐释遵循“人与存在之关联”这一“基础问题”来考察费希特哲学的极限性,对费希特哲学的优越性与局限性作出双重定位,由此使一种全新任务得以生发。


期刊代号:B6
分类名称:外国哲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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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516

      费希特哲学在海德格尔思想中居于特别的地位。海德格尔虽然明确承认费希特哲学的重要性,却很少对费希特哲学进行主题讲解。在其为数不多的“费希特阐释”中,有两次值得我们重点研究:一次发生在1919年讲座集《论哲学的规定》中,这里的“费希特阐释”克制而简略,却奠定了阐释的基本语境,并且首次宣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费希特—洛采坐标”①;另一次发生在1929年讲座《德国观念论与当代哲学问题处境》(又译《德国观念论与当前哲学的困境》)中,这里的“费希特阐释”已相当成熟,是一种罕见的大规模阐释。1929年的“费希特阐释”不仅对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海德格尔在此讲座中一再指出,费希特知识学诸原理中隐藏着“此在之形而上学的开端”②,并且,要根本理解谢林哲学和黑格尔哲学,都需要首先正确地阐释费希特哲学③),而且也引发了当代费希特专家的重新探讨(因为这是哲学史上“在黑格尔之后首次出现的对费希特早期知识学的系统评注”④)。

      1929年的“费希特阐释”迥异于传统哲学对费希特的理解,构成了一种对费希特的重新发现:海德格尔并不像传统理解那样仅仅把费希特的知识学视为一种强化版的主体性哲学,而是在辨识其限度的同时看到了一道“远方无声闪电(Wetterleuchten)”⑤:“‘存在与时间’的问题机制就像一道远方无声闪电在康德和费希特那里出现了!”⑥也就是说,他在费希特知识学中看到了“人与存在之关联”问题⑦的一种预示。

      海德格尔由此开创了费希特阐释的新局面,其中贯彻着海德格尔对费希特哲学之极限性的评判,它不是现成的、一目了然的,而是一种生发性的阐释,具有深刻的语境、隐秘的结构以及深远的旨趣。但这反过来也使得理解海德格尔的“费希特阐释”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以至于长期以来,这一未被充分理解的阐释工作本身就构成了一道看似随机但事实上非常重要的“远方无声闪电”。这样的闪电不应无谓地沦入遮蔽,而应在思者之回思中得到某种保存,由此映照出一条可供通达进而通向远方的道路。

      一 “费希特阐释”的问题语境和问题机制

      在1919年讲座中,海德格尔相当克制地首次给出了对费希特哲学之极限性的解释,指出费希特哲学一方面深化了康德的目的论思想,以更加明确的方式推进了康德式的、以人与存在之关联为实质含义的“批判实在论”,但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康德式“批判实在论”的本真构成机制,忽视了“质料之预先给予”的重要性,以至于“他的目的论方法突变为一种构成的辩证法”,仍然分享了主体性哲学的根本限度。⑧

      这种极限性阐释一直延续到海德格尔1929年讲座中,使前后两种“费希特阐释”具有深刻的同构性。后者的非凡意义在于它更为成熟,也更为充分,显示出作者的精深思路和宏大筹划。这首先呈现在1929年讲座的布局中。该讲座除“导论”外,在整体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揭示当前的哲学基本倾向”事实上是对“导论”的详细补充。第二部分“与德国观念论的争辩”是全书主干,下面又分为三个环节,即对费希特哲学、早期谢林哲学以及黑格尔哲学的分别阐释,而且尤以“费希特阐释”为重。这种“费希特阐释”在篇幅上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而且在义理上也显示出对后两种阐释的奠基性。⑨

      海德格尔对两个部分都作出了明确定位:第一部分的使命在于给出整个讲座的“问题语境”,揭示考察工作所要依循的“问题机制”;第二部分则是要依此“问题机制”展开与德国观念论的争辩。⑩他强调,当前有两种哲学基本倾向,一是人类学,二是形而上学,前者追问“人是什么”,后者追问“存在者之存在”。这两种倾向绝非孤立存在,而是内在关联的。唯有把握人之问题与存在之问题的内在关联,我们才有可能“看到费希特、黑格尔以及谢林的目标和道路”。这就是第一部分的任务。在此任务完成之后,“我们必须在第二部分尝试走走这些道路,为的是在那里遇见他们,以进行哲学对话”(11)。

      海德格尔在此反复提及的“问题机制(Problematik)”有着确定含义,它实质上指向“基础问题”亦即“人与存在之关联”问题。(12)从这种指向来看,构建着问题机制的第一种倾向是人之问题,第二种倾向是存在之问题,二者处于“本质性关联”(13)中,共同构成了基础问题(14)。海德格尔强调:“为此我们有必要在第一种倾向与第二种倾向的关联中来看第一种倾向,第一种倾向在自身中就已经与第二种倾向相关联了;并且唯有这两种倾向,在它们特有的但又昏暗的关联状态中的这两种倾向,才会使我们看见一个基础问题,对这个基础问题的加工呈现会为我们打开这样一个界域,我们将会在这个界域中看到德国观念论的哲学。”(15)更明确的表述是:“存在之领会——人之有限性;在这一视向中对人进行的追问。如此就有了对问题的彻底化,不是对古代哲学的一种观点的采纳,而是一种自成一体的基础问题机制:在对人之此在的有限性的追问中,对存在本身的追问乃是奠基性的。并非随随便便的对人和生命的追问,而是被基础问题所主导的追问。”(16)概言之,要以“基础问题”为主脉与德国观念论进行争辩。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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