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的“佛陀式精进”  

作 者:
李伟 

作者简介:
李伟,男,安徽太和人,哲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安徽 芜湖 241003

原文出处: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康德哲学在1762年前后通过《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之原则的明晰性的研究》而显示出一个明显的转向,即从追求确然性的“知识”到究心知识的“确然性”,康德亦随之由自然哲学家转变为形而上学家。重构知识之确然性的内涵,则是批判哲学得以铸就的关键所在,在1765年12月完稿的《视灵者的梦》中,康德大体完成了这一重构,即由真理观的传统主客“符合论”转变为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确然性或客观性的内涵就由“无可置疑性”转变为“普遍有效性”或“普遍可传达性”。从“确然性的寻求”中转出的“普遍有效性”给康德哲学带来了一个极其深阔的思想境界,康德由此开始广泛思考认识判断、道德判断和鉴赏判断的普遍有效性及其先天原则问题,并最终得出“形而上学是一门关于人类理性界限的科学”的关键性结论以及二分主体与世界为现象和物自体的全新哲学格局。可把康德哲学的这一层推进名之为“佛陀式精进”。


期刊代号:B6
分类名称:外国哲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字号:

      DOI:10.15983/j.cnki.sxss.2020.0731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20)04-0041-12

      一、问题的由来及讨论的基础

      之所以专门来探讨《以形而上学的梦来阐释一位视灵者的梦》①(1765年12月②[1]20完稿,以下简称《视灵者的梦》)这篇在康德所有著述中颇显怪异的文字,主要是出于对康德哲学发生学研究策略的考虑,旨在重新厘定此著在批判哲学生成过程中的定位和意义。就此,笔者已取得的如下研究结论[2],将成为本文进一步讨论这一议题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

      首先,对勘康德1762年前后揭载的所有著述,可知其哲学致思的基本主题有一个明显的“反转”,即从追求确然性的“知识”到究心知识的“确然性”。康德哲学的内在理路也在这一反转中得以显现:1762年之前,康德主要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思考的核心对象是“自然”,方法是逻辑学和几何学,目的是推演并普及牛顿力学原理,旨在释解生活疑惑,学术的基本命意在寻求确然性的“知识”;1762年之后的康德,则把思考的重心由“灿烂星空”移于“知识背后”,哲学思考的基本主题变成了知识的“确然性”,关注的焦点是根基、逻辑、上帝、人性。造成这一反转的初始动因,就是那篇于康德哲学进程中堪称“思想事件”的“应征作品”,即1762年12月完稿的《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之原则的明晰性的研究》(Untersuchung über die Deutlichkeit der Grundstze der natürlichen Theologie und der Moral)。在其中,康德通过对比数学知识与哲学知识之间的本性差异,探得“在形而上学中达到最大可能的确然性的惟一方法”即牛顿物理学式的“分析解剖和综合重建”法,终于明确了形而上学确然性的独特内涵及根据。这在康德哲学思想的进程中,尤其是批判哲学前后期的关系,有着根本性的意义。

      其次,1762年底的这篇“应征作品”提出,形而上学认识的确然性的根据在于两方面:一是形式根据,即同一律和矛盾律;一是质料根据,即原初命题或基础命题。这些基础命题之所以是确定无疑的,根据有四:清楚明白、无法证明、直接源自形式根据且可以作为其他认识的根据。(AK2:296)表面看来,康德为形而上学确然性所寻得的根据,不论是形式的或质料的,都和笛卡尔所提供的直观和演绎大体一致。其实则不然,笛卡尔的直观是直接和清楚明白的意思,演绎是几何式的层层推证,康德这里提供的形而上学之确然性的形式根据即同一律和矛盾律是形式逻辑规则,也自不必说,但其质料根据即“无法证明的命题”则是牛顿力学意义上的命题,断然不同于笛卡尔的直观也非其几何证明。这些“无法证明的命题”,如“物体是复合的”“因果律是必然的”,并不是“我思故我在”式的在先的、绝对的确然性,而有着更深层的人性根源。正像康德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形而上学的命题和范畴如同休谟已指出的,是不可能在知觉中找到的,它们自有知觉之外的源泉,这个源泉就是人类的主体性、自我意识或先验统觉。真正说来,这就是康德哲学的主要原则。[3]69-71,258当然,康德走到这一层还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对“普遍有效性”的发现,对这一问题的普遍思考,后来就浓缩在康德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个伟大命题里。

      综之,关键之处就在于,康德把知识确然性的内涵由传统的主客“符合论”转变为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并把它植根于人类的“共通感”中。因此,客观性或确然性的内涵就由“无可置疑性”转变为“普遍性”,也就是“普遍有效性”或“普遍可传达性”。可以说,到此时,近代哲学才真正把形而上学之根栽植于主体性的土壤中。从“确然性寻求”中转出的“普遍有效性”给康德哲学带来了一个极其深阔的境界,康德由此开始广泛思考认识判断、道德判断和鉴赏判断的普遍性及其根据问题③,并最终得出“形而上学是一门关于人类理性界限的科学”(AK2:368、369、370)的关键性结论及二分主体与世界为现象和物自体的全新哲学格局——而这些均导源于他对“灵魂”这一传统形而上学主题的哲学反思,即1765年12月成稿的《视灵者的梦》。

      中西学界关于康德此著的既有研究,可分别以德国许慕克(J.Schmucker)和汉语界的李明辉和赵林为代表。许慕克以康德的书信和札记为主要依据,从发生史的角度证明了《纯粹理性批判》中“先验辩证论”部分并不预设“先验感性论”和“先验分析论”,“先验辩证论”关于“理念”的学说,康德在1760年代中叶既已大体获得(正是《视灵者的梦》产生的这个时段),而时空和范畴的主观性,则要到1769年甚至1971-1972年才得以提出。1989年李明辉从德文译出《通灵者之梦》,并由此撰写《康德的〈通灵者之梦〉在其早期哲学发展中的意义与地位》一文,深入系统地分析了康德此著在康德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位置,李文“大体同意许慕克以上的推断”,也对许文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论证。许文从《视灵者的梦》中掘出3个既“或然”(problematisch)又“辩证”(dialektisch)的“形而上学的概念”,即“存有的绝对必然性”“物质的单纯元素”和“无决定根据的活动”,它们相当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诸“理念”;李文则提出“精神性存有者”也属此例,并把前述“无决定根据的活动”与之合并起来,与“先验辩证论”中的三大理念一一对应起来:“存有的绝对必然性”对应自然神学—上帝,“物质的单纯元素”属于理性宇宙论—宇宙,“无决定根据的活动”归在理性心理学—灵魂。但许慕克、李明辉基本是在道德哲学尤其是道德原则的确立的视域下剖析《视灵者的梦》在康德道德哲学推进过程中的位置和意义,且都有在这方面拔高康德此著的嫌疑④,较少注目于“普遍可传达性”这一关键内涵的发现及普遍执行带给康德哲学的关键性作用,虽然本文认同李文最终的结论即康德此著“包含康德日后形成的批判哲学的基本构想……代表他由非批判的观点发展至批判观点的一个转捩点”⑤。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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