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简到纸:东晋户籍制度的变革

作 者:

作者简介:
韩树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户籍载体从简到纸的转变,是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展史上的关键一环。西晋以前,户籍以简牍为书写材料。东晋建立伊始,缺少全国性的户口资料,政府必须重新造籍。更主要的是,由于豪强、官吏隐瞒户口严重,中央政府不能只满足于掌握记录人口数字的簿册,而必须掌握内容更为复杂的户籍。与简牍相比,纸可以记录更多的信息,典藏无须占用极大的空间,因此成为户籍的书写材料。纸本户籍出现以后,户籍内容日趋丰富,先祖仕宦履历、起家官、联姻状况、嫡庶身份乃至某些诏书,无不登录其中。户籍保管也由此前的地方二级制变为自中央到地方的多级制,各级政府可以经常进行检籍,从而强化了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政府对民间的控制,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期刊代号:K22
分类名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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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晋在诸如经济、制度方面的举措,有不少可供以后的政权借鉴。而对户籍制度的整体革新,不仅改变了传统户籍制度的基本面貌,而且垂范后世,引领中国古代户籍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此前我曾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户籍制度的内容及典藏机构进行过探讨,其中对东晋户籍制度亦有所涉及①,但限于篇幅,分析比较简略,而且现在某些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本文拟详考纸本户籍在东晋出现的时间,以及由此导致的户籍制度在内容、典藏方面发生的连锁反应,尽量勾勒纸本户籍的塑造过程、成因及其对东晋乃至此后政权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外力说”视角下纸本户籍出现的时间

      自公元2世纪后半叶开始,纸成为较普遍的书写材料,到西晋时代,已经大为盛行。左思《三都赋》出,洛阳因此纸贵,这表明当时文学作品的流传主要是以纸为载体进行的。文学作品以纸为传播媒介是民间的自行选择,这无疑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户籍作为行政文书与此不同,其载体完成由简向纸的转变,肯定是在政府统一部署下一次性实现的。这一转变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桓玄伪事》载东晋末期桓玄篡位后下诏:“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②桓玄规定以纸代简无疑属于行政命令,但细味诏书语气,其所指向的不是户籍,而是表达敬意,适用于个体而非机构之间往来的零星文件。实际上,早在这份诏书颁布的七十多年前,户籍已经是纸质文书了。梁尚书令沈约曾上奏疏,论及东晋、宋、齐的户籍。据他所说,由于苏峻的叛乱,晋成帝咸和三年(328年)以前的户籍被付之一炬,此后新造的户籍,自晋至宋“并皆详实,朱笔隐注,纸连悉缝”,但由于保管机构不加措怀,“狗牵鼠啮,雨湿沾烂”,到他那个时代,这些户籍已经几近毁灭。③

      根据沈约奏疏,咸和三年以后的户籍是以纸为书写材料的,但这未必是纸本户籍出现的最早时间。楼兰出土过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年)的纸质文书,如果再参考“洛阳纸贵”的故事,推测纸本户籍出现在晋武帝时代,并非不近情理。但是,楼兰纸质文书与户籍无关,而“洛阳纸贵”涉及的也只是文学作品,因此,晋武帝时代是否颁发过以纸代简书写户籍的行政命令,是有疑问的。

      关于行政文书载体发生变化的契机,冨谷至提出了独特的看法:“这类物品(指户籍类的文书)具有固定的形式和格式,通用于所有官署,在一朝一夕改变沿袭过去的王朝户籍样式本来是不可能的,只有凭借某种大规模的国家改订事业才会变得可能。无论纸张如何普及,旧有的文书行政系统也不会轻易改变,在此,需要有促成变化的外在压力和一定的时间”④。这个观点可以理解为,外在压力足够大,迫使政府不得不对户籍进行大规模的改订,这时,造价低廉、使用方便的纸张取简牍而代之,便水到渠成了。晋武帝时代,国泰民安,户籍保管有序,并不存在做出整体改变的外部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西晋政府不仅没有改变户籍的载体,相反,其制定的法律条文在客观上强化了简牍户籍这一形态。《太平御览》引《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⑤黄籍不是户籍,但却包括了户籍在内的重要户口文书。⑥西晋后期,帝国历经战乱,特别在永嘉(307-312年)之乱期间,户籍遭受兵燹之灾势所难免,但是,无论危在旦夕的洛阳政权,还是奔窜求存的长安政权,均不会有余裕顾及户籍的修订事业。

      既然户籍载体在西晋继续沿袭秦汉以来的传统,那么,变化必定发生在桓玄诏书颁布之前的东晋某个时期。冨谷至将纸本户籍出现的时间定于咸和三年⑦,其依据在于,苏峻焚烧旧有版籍后,编制新籍自然以纸为载体,沈约对东晋户籍的叙述也可证明此点。但是,这一看法是有疑问的。即使外力可以逼使户籍载体发生变化,这个“外力”也未必一定是苏峻之乱。咸和三年之后的户籍以纸为书写材料,是纸本户籍形成的下限,而不是冨谷至所认定的上限。而且冨谷至可能误解了沈约的奏疏。奏疏重在说明,咸和三年以后的晋籍如何宝贵及其遭受的厄难,只是在不经意间透露了纸本户籍这一历史信息,而且沈约也没有将其与苏峻之乱建立直接的因果联系。

      如果“外力说”可以成立,那么,这个“外力”在东晋建立之初就出现了。无论是建立政权还是消灭敌国,掌握辖境内的户口资料无疑是重中之重。汉军入咸阳,萧何接管秦图书而藏之⑧;蜀汉降曹魏,“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⑨;西晋灭孙吴,“(王)濬收其图籍”⑩。与这些政权相比,继承西晋衣钵的东晋,情况就全然不同了。西晋政府原本藏有以户籍为基础的全国各地户口统计数字,伴随西晋的灭亡,这些资料很可能在战乱中被付之一炬。《隋书·经籍志》云:“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11)既令这些户口资料幸免于难,洛阳失陷之后,也必定被匈奴政权裹挟而去了。

      早在东晋建立前,晋元帝司马睿已经渡江南下。不过其时他的身份只是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地位没有特别之处。司马睿出镇建康,系东海王司马越所行的狡兔三窟之计,南方忠于朝廷的官员不仅不与其合作,而且多有对抗者。实际上,在司马睿之前,朝廷已任命周馥为平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寿春。三个月之后,司马越又派司马睿南下都扬州,分周馥军权之意相当明显。周馥“每欲维正朝廷,忠情恳至。以东海王越不尽臣节,每言论厉然,越深惮之”。鉴于洛阳孤危,周馥在永嘉四年(310年)十一月“建策迎天子迁都寿春”(12)。次年正月,司马睿攻周馥,周馥兵败忧愤而卒。江州刺史华轶与周馥相类,“每遣贡献入洛,不失臣节。谓使者曰:‘若洛都道断,可输之琅邪王,以明吾之为司马氏也。’轶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郡县多谏之,轶不纳,曰:‘吾欲见诏书耳’”。以后洛阳失陷,司马睿被推为天下盟主,“承制改易长吏”,华轶与豫州刺史裴宪拒不从命,前者为司马睿所杀,后者则逃奔幽州。(13)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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