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伍德疾病叙事中的医学话语批判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韵秋,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近期从事创伤叙事与疾病叙事研究。

原文出处:
当代外国文学

内容提要:

疾病在当代文学叙事之中,不仅仅是一种实体,还是一种隐喻。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疾病叙事中,癌症构成了一组独特的“叙事丛”。本文从其“癌症叙事丛”与性别政治的历史关系切入,聚焦于《肉体伤害》中的乳腺癌,通过分析乳腺癌的话语生成机制揭示阿特伍德如何一方面借助“癌症隐喻”,呈现医学知识话语对女性的“微观”规训,另一方面通过“自我指涉”对“癌症隐喻”的文化现象进行批判,剥离附着于疾病之上的意识形态。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一种“双向性”,既是阿特伍德疾病叙事的审美呈现,也是其政治批判的文学策略。


期刊代号:J4
分类名称:外国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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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经发现,18-19世纪的文学叙事中充斥着对当时的流行病——肺结核的描述。它时常与“优雅”联系起来,构成贵族阶级的“文学话语丛”(16)。当肺结核获得实证医学上的突破、贵族阶级烟消云散之后,其文学隐喻也偃旗息鼓。步入20世纪,一种新的疾病隐喻代替了肺结核,那就是癌症。随着癌症患病率与致死率的提高,其呈现出的隐喻性比肺结核更加广泛。在当代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疾病叙事之中,癌症显示出“性别政治”的独特一面。然而,与桑塔格一样,阿特伍德亦认识到了疾病隐喻文化现象的弊端,因而一方面诉诸于癌症的隐喻,用以指涉医学知识话语对女性身体的“微观式”规训,另一方面又从叙事内部通过“自我指涉”对疾病“去意识形态化”。这两个方面形成一种“双向性”,构成了其疾病叙事的审美品质与思想内涵。

      一、癌症叙事与性别政治

      作为一种疾病叙事,癌症主要出现在阿特伍德的三部小说之中:80年代的《肉体伤害》(Bodily Harm,1981)、90年代的《强盗新娘》(The Robber Bride,1993)与2000年的《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三者构成了一个有关癌症的“疾病叙事丛”,以叙事内部的时间顺序呈现了癌症作为一种政治话语的历史所指。从总体上看,在这三部作品中,被癌症侵害的人均是女性,而她们所罹患的又均是与女性性别器官相关的癌症。《盲刺客》中,身处20世纪初的阿黛利亚死于不知名的妇科癌症。《强盗新娘》中,身处20世纪70年代的赞妮雅以子宫类的癌症来招摇撞骗。《肉体伤害》中,身处20世纪80年代的主人公雷妮深受乳腺癌的折磨。

      具体来看,三种与性别相关的癌症因为历史语境的不同,在隐喻层次上的指涉对象也不相同。《盲刺客》中,女主人公的祖母在1913年死于某种“妇科病变”(64)。据女主人公回忆,祖母阿黛利亚出生高贵,是典型的19世纪没落贵族女性:她身边的仆人都认为她是一个“温柔如丝,遇事冷静,但意志坚定”(58)的女人。“她注重文化修养,而且在道德上面具有一定的权威”(58)。她穿着考究,总是保持着19世纪的女性衣着风格。她对自己的性别自觉也是19世纪贵族阶级女性的标准,例如时刻保持漂亮的妆容,在公共场合小口吃饭(60),甚至是在自己病重的时候,她都“姿势优美,腰挺得比大多数男人都要直”(64)。阿黛利亚对于这种形象的维持本无特殊之处,但若将此与桑塔格的一项历史文化研究联系在一起,便显示出了其微妙之所在。

      据桑塔格所示,19世纪,当肺结核被人视为一种“经过修饰的、优雅的病”时,癌症则被认为是“卑鄙的”(16)。肺结核的病态被人争相效仿,但是癌症却是被隐瞒起来的。肺结核能够用来隐喻贵族的精神面貌和文人的气质才情,癌症却只能用来隐喻与此相反的东西。阿黛利亚在患病之后反而更加注重自身的女性形象,这虽然一方面显示出她与彼时父权意识形态的藕断丝连,但也暗含了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摧毁与对自身身份的维持。阿特伍德借助“癌症隐喻”,揭示了彼时女性意识觉醒的程度,但却更为巧妙地并没有将有关“女性本质”的问题停留在某一个时代,而是将其置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体现在阿黛利亚与其孙辈的对比上。阿黛利亚的孙辈认为阿黛利亚将自己塑造出来的形象强加于其他女性身上无疑也是某种“封建残余”作风,因而拒绝成为阿黛利亚“要求的那种人”(《盲刺客》62)。这便从侧面说明女性自身的觉醒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早期“女性主义者”与后期“女性主义者”、早期女性独立与后期女性独立在概念与意义上均存在着差异。关于“女性本质”的讨论只是形而上学内部的先验假设,它与女性的具体历史境遇仍有一段距离。

      如果说《盲刺客》由于内部的时代背景限制,并没有澄明阿黛利亚所患癌症的种类,那么《强盗新娘》《肉体伤害》也因叙事历史背景而有了具体类型。这些癌症虽然指涉的都是权力话语制度,但是却又有各自的针对性。《强盗新娘》中,三位女主人公均具有一种被桑塔格批判过的文化隐喻视野。她们身处性别意识形态激战尤酣的70年代,所结识的友人赞妮雅以“穿越者”身份(Staels 44)一方面展现出族裔女性对现有男权制度的反击,另一方面又借助男权制度构建的“女性气质”来获取个体存在权力。这种“在现有结构中获取权力”(Kuhn 69)的方式与白人女性主义者的道德观念大相径庭。当赞妮雅告诉她们自己患了癌症后,她们竟深信不疑。而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她们看到了诊断书或者某种更加客观的证明,而是在主观意识中把癌症视为一种邪恶的体质,一种道德的衰败。主人公之一查丽丝就确信:“那种苍白,那种病弱的颤动,不会有错,是灵魂的不平衡”(《强盗新娘》247)。在她看来,赞妮雅“充满疾病和腐烂”(490),因而,赞妮娅也一定如其所言,遭受着癌症的折磨。如果说18-19世纪那些善于运用肺结核隐喻的作家们至少意识到肺结核与所喻的事物并不具有客观一致性,那么可以说查丽丝并不是把疾病当做隐喻来使用,而是索性把赞妮雅的民族、癌症,以及道德三者之间进行了等位替换,其中昭示的是种族女性主义者根深蒂固的中心意识与本质主义。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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