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官方叙事的空白处:当代美国历史小说的历史修正

作 者:

作者简介:
虞建华,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83

原文出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在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下,当代美国文坛呈现出以小说形式重写历史的热情。美国历史上一些争议事件与法案,屡屡被作家们用作素材进行想象性再现,凸显官方历史叙事缺失和淡化的部分,意在打破线性叙事,引向对历史的再认识。文章不是小说个案的详细解析,而以扫描与点评的方式从整体上呈现当代美国作家的政治介入和对抗书写,并试图从这幅全景图中提出关联性的思考,说明历史沿袭至今的美国国家意志对“他者”实施的权力压迫。


期刊代号:J4
分类名称:外国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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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历史与小叙事:美国的新历史小说

      创作理念上受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的历史小说,常被称为新历史小说或新历史主义小说。这类小说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不谋而合,关注重心从历史的“真实性”转移至叙事意图:历史由谁叙说,如何叙说,“为想象和虚化历史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①。近几十年,此类小说和相关研究在美国文坛颇具影响。与强调文学的主体性、自律性、文本性和审美性不同,“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②。

      新历史主义认为,我们无法重现历史,我们所做的只是用语言建构历史、阐释历史。新历史主义批评实践解构本质论的历史真实,强调作者在文本意义生产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小说重构的历史不再被视为对历史的篡改,而是对历史的重新阐述。历史与小说的界限不再分明,小说不再为虚构所困,登堂入室,进入历史书写的殿堂。这种文学性的历史再现冲击了同时也丰富了传统的历史叙事。美国的新历史小说作家们自觉地把小说书写当作参与历史言说和重构的举措,艺术化地呈现事件,重构语境,让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形成对话或碰撞,一方面提供直接、真切的历史体验,另一方面让读者看到历史书写的多种可能性和历史真相的多面性,取得历史新认识。这种介入性的书写意在补充、修正和重新呈现历史,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文学中以历史事件或法案为素材写就的小说引人注目。“对于所有作家,而非仅仅伟大的作家而言,一旦他们拿过某个故事,写成自己的文本,他们就已经卷入了一种异质性的阐释。”③作为个人化小叙事的小说再现,是作家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批判性解读和修正性重构,为读者提供了另眼看历史的窗口。当一批小说串联起历史上诸多争议事件,一张政治图谱隐约出现,人们可以看到美国国家意志和法律对异教徒、少数族裔、新移民、左翼青年和战争中的他国平民等边缘群体实施的权力压迫。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小说对美国历史的重构和再现,可以为我们思考、解读当下的政治和社会情境提供借鉴。

      二、从历史开篇到当代:暴力与屠杀

      美国文坛两部反映1692年塞勒姆猎巫运动的当代历史小说引人瞩目,一是凯思琳·肯特(Kathleen Kent)的《叛教者的女儿》(2008)④,另一是凯瑟琳·豪(Katherine Howe)的《迪丽芬斯·戴恩的医书》(2009)⑤。两部小说都取材于审巫事件,两位女性作者都是被送上绞刑架的受害“女巫”的后代。有了这一层血脉和情感上的关联,她们的小说更带有感受的真切性和思考的深刻性。凯思琳·肯特对塞勒姆历史和审巫事件的语境做过多年研究,小说出版后一举登上《纽约时报》年度畅销书榜,获该年度美国历史小说奖(大卫·兰格姆奖)。凯瑟琳·豪获得过历史研究博士学位,专攻早期新英格兰史,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小说出版后在《纽约时报》年度畅销榜位列第二。

      《叛教者的女儿》的女主人公马瑟·凯利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塞勒姆审巫运动中被指控为“女巫”处以绞刑。作者肯特是凯利的第10代孙女,这一关联更让这部虚构作品真情涌溢。小说通过遭受株连但幸存的9岁女儿萨拉·凯利的视角,讲述一家人在歇斯底里的猎巫运动中的遭遇,不仅描述了新英格兰清教社会阴暗恐怖的历史,也塑造了女主人公面对宗教暴政英勇不屈、宁死不出卖他人的英雄形象。《迪丽芬斯·戴恩的医书》作者凯瑟琳·豪的祖辈伊丽莎白·豪也在被送上绞刑架的受害者名单之列,历史记载有案可稽。作家让故事在女巫审判时代和当代塞勒姆之间来回穿越。故事的女主人公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康妮,受母亲委托去处理塞勒姆破败老宅的出售事宜,被家族老宅隐藏的秘密深深吸引,钻进蛛网尘封的档案室,沿着一个叫迪丽芬斯·戴恩的名字追踪到审巫时代,将该女子的零碎信息,穿成了一个遭受审巫迫害的揪心故事,并意识到自己与塞勒姆过去的关联。作家在故事中非常自然地结合了学术考证和学术话语,为当今美国政治和文化提供了许多可供深入思考的议题。

      这两部结合史实的虚构作品,对美国历史早期臭名昭著的审巫事件进行想象重构,通过细节对事件进行戏剧化的再现,描绘宗教暴政统治下的17世纪末塞勒姆的黑暗现实。在两位女作家的笔下,被送上绞刑架的“女巫”们其实是一些走在历史前头的进步女性,在迷信时代向启蒙时代转变的当口,她们不盲从清教律令,让宗教权威感到威胁。尤其是凯瑟琳·豪的小说,通过卷入故事的青年历史学家之口,将当今史学界的新认识融进小说故事:“我把这一事件看作卡尔文教垂死挣扎的表征……事实上,塞勒姆恐慌事件宣告了一个根植于中世纪的时代的结束。”⑥两部小说通过重现审巫悲剧揭示,清教神权针对知识女性的屠杀是当权者为维护统治所实施的政治暴力。

      类似的暴行也多次发生在20世纪,如二战尾声对挤满难民的德累斯顿实施的大轰炸。该次轰炸摧毁了被称作“欧洲建筑艺术博物馆”的历史古城,杀死数万平民,成为“全世界观念法庭上反复审判的试验案例”⑦。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五号屠场》(1969)⑧将这一美国政府对民众“保密”的轰炸事件揭示于天下。越南战争中的“美莱村屠杀”事件(My Lai Massacre)重复了德累斯顿的暴行。事情发生在1968年3月16日,美军特遣队受命去美莱村剿灭该地驻扎的越南抵抗力量,到达后发现情报有误,该村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但率队的威廉·凯利中尉还是下令开火,杀死所有村民。越南方面公布:美军屠杀了504名平民;美国媒体报道:歼灭了128名越共分子。尼克松政府和美国陆军部都试图用谎言遮蔽或抹除这个肮脏的事实,但一名参与行动的士兵站出来向媒体揭露了这一场对平民的血腥杀戮。事件发酵后,唯有凯利中尉被判有罪,在公寓里住了3年后被解禁,之后官方媒体噤若寒蝉。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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