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现象及其超越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太平,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与学校德育理论。湖北 武汉 430074;杨国良,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教育学引进以来,中国教育研究在指导思想、学术体系、研究方法、话语体系等方面均呈现“西方中心主义”现象。在西方普世主义的文化扩张惯性导引之下,中国教育研究承载着民族复兴的宏大外在学术目标,这种目标与诉求又无法得到本土思维方式和学术传统的响应,由此产生了理想愿景和本土实践的二重背反。教育研究要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需要在文化自觉意识基础上,回归中国教育研究创生的文化之源,在“民族立场”中积累研究创新的力量。作为由自觉意识引领的、审慎的渐进性学术探究和积淀,需要从自身的问题出发,深深扎根于“中国实践”,以清晰的话语融合和话语表达,实现中国特色的教育研究之路。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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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0)09-0231-09

       自教育产生之日,人类便对教育进行了自觉的探究,这种早期的教育探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研究。自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研究才逐步走向科学化之路。随着西方一些“经典”教育论著以及为之支撑的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经典”学术论著越来越多地被介绍与翻译进来,西方教育的知识框架、概念体系和理论成果对国内学术领域实现了全方位占领。在当下中国教育学界,特别是在部分青年学人中,西方教育思想被竭力追捧在相当程度上成了一种潮流。①当然,这种“潮流”对我们加快缩小与西方差距,促进教育自身变革等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照搬照抄、囫囵吞枣甚至“言必称西方”的现象。本文拟对其发展历程和现实形态进行审视与反思,剖析其存在的内在根源,以期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②的教育研究理论提供借鉴。

       一、教育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现象形成及其表现

       19世纪中叶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的大门,在军事上不断地给清政府以重创,深感挫败的清政府被迫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在“船坚炮利”现实面前,看到的是“技不如人”,在外力的强大压力下,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多是以小学生的心态膜拜着外来文化,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引领下,往往重视“师夷”,缺乏对自身文化的创建。③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新文化运动的开启,“孔家店”被打倒,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崇拜在心理上已渐渐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化”范式的苏联教育观再度被中国教育移植。与国外教育学界相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教育学界仍未改变积贫积弱的劣势地位、单向性的学术流向状态,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中,学界“向外看”“从外取”“以外为准”的心态与学风还在盛行。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教育历经一次次西方思想的洗礼,多少年来传承和积淀下来的本民族文化和知识体系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压迫下变得千疮百孔。中国教育学以西方化、现代性的模式研究中国教育问题,其思考的概念、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也多从西方“舶来”。

       1.与传统教育思想的隔绝

       “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种过程。”⑤我国悠久的教育发展历史,丰富、灿烂的教育文化,渊博、精深的师德传统以及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道德理念、价值取向和本土知识等,伴随主权的沦丧遭受了空前的挤压、冲击——外来文化配合列强侵略,以殖民方式进入中国。伴随着西方学术体制的冲击,国人基本失去了面对传统的温情和敬意,也失去了对传统进行深入考察和理解的沉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教育学著作或教育理论中也唯有西方教育理论的身影,难觅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踪迹,当时也曾有人发出感叹:“中国谈教育哲学者不从自身的历史背景着手,对中国过去的教育理论,从来就少有人作详尽的研究,对目下国内的文化基础更是不讲究,成天在搬运外洋的把戏,硬是把这个塞进中国的社会里。”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学沿袭了同样的“引进”范式,仅仅由模仿西方转向模仿苏联。这一次同样没有得到任何本土方面的理性筛选、认证过程,就被当作“真理”一般在中国传授普及。伴随着欧美教育体制在我国纷纷建立,作为外来文化成品的理论体系和概念工具被当今部分学人奉为圭臬,西方建构主义、解构主义、存在主义、解释学充斥着中国教育出版物,行动研究、叙事研究、扎根理论、质性研究等词汇迷惑着中国广大教师,我们对自己民族教育传统的无知、偏见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导致了我国的悠久历史和独特、丰富内涵的民族文化传统、教育遗产与当代的教育思想产生割裂,一次次移植照搬理论的结果,强化了画地为牢、胶柱鼓瑟的西方教育观。

       2.民族立场的遗失

       立场是主体人看待问题的态度和视角。人的立场必然受到其所处区域历史风俗、文化传统的浸润。研究者的“观念预设、价值认知、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乃至方法常常跟他本国的学术脉络、政治背景、观察立场密切相关”⑦。然而,“西方眼光”一直缠绕和折磨着我国的教育研究者,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及生活方式都努力“与西方接轨”“与国际接轨”“与世界一流同步”,以至于很多人对本土的现实失去了必要的反思、追问与批判意识。也有学者担忧地指出,中国教育研究者已沦为了“黄皮肤、白面具”的“香蕉”人,他们的研究理念、分析范式、研究方法,甚至所采用的策略、模式、名词、术语等均是从西方借鉴而来,更不用说有的研究者直接照搬套用了。⑧

       外语的重要性在教育学界早已形成共识,它作为衡量或评价一个研究者水平和能力的关键性指标也在不断地塑造着研究者的观念、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以及他们看问题的视角、问题意识与创新能力等。比较教育学家阿尔特巴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三世界的大学是殖民机构,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建立在某种西方的模式上,在西方多种价值观念和组织形式的浸染下,他们多数使用外语教学,许多教师也曾在外国受训”⑨。深入考察国内的教育研究机构便不难发现,其中的战略规划、研究理念、内容、方法到成果等,西方文化无处不在。这种包含西方价值取向的研究,无论是概念、理论、框架,还是方法、风格、模式等都严重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语境。

       3.科学主义倾向的迷恋

       随着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在探究自然规律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科学主义范式也获得了独宠的地位。“科学主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表现为“崇洋媚外,事事以西方文化为楷模”的“西方中心主义”;二是表现为“将科学凌驾于艺术之上”的“科学至上主义”。从历史上看,二者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实在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回顾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史,其实正是走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道路,作为西学之代表的“科学”,便成为中国文化的裁剪刀。20世纪20到40年代,为了提高教育学的学科地位,一批研究者极力主张教育研究科学化,⑩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教育界掀起了第二次教育研究科学化热潮,1991-1992年,作为引领教育领域风向标的权威期刊之一的《教育研究》杂志也以专栏形式对教育实验科学化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教育研究的生命在于实验研究的口号。(11)由于太想把教育学科学化了,所以一些教育研究过分热衷于教育模式的建立和定型,并企图使其唯一化、程式化和技术化,教育实践工作者也过分企望和依赖能有人给他们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能“包治百病”的教育模式,以使教育活动简单化、程式化、现成化。(12)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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