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下制造业供应链的生态系统治理模式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英(1976- ),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采购与供应链管理、国际商务、全球价值链;辛悦(1996- ),女,山东青岛人,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国际商务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商务。北京 100081;马榕(1997- ),女,山西太原人,西安交通大学金融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陕西 西安 710049

原文出处:
供应链管理

内容提要: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全新机遇与挑战,上一轮科技革命的传统动能不足,但是数字经济未来已来,传统制造模式必然被智能制造颠覆,生产组织方式与供应链治理模式亦加快变革。文章选取了海尔COSMOPlat工业互联网的案例,特别是其赋能房车企业康派斯的案例,分析了平台企业自身的组织设计、与合作伙伴构建生态系统以及通过生态系统加快国际化步伐的核心要素,为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供应链的治理和国际化发展提供启示。


期刊代号:F14
分类名称:物流管理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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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经历了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低成本生产优势逐渐消退,面临制造业持续外迁的挑战。如何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是制造业面临的重要考验。追溯前三次工业革命,每一次技术的革新都会带来治理模式的变革。未来属于数字经济时代,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进入工业4.0时代,数字技术的演进、变革型领导与动态团队的协同演化打破组织边界,数字的集成能力增强推动了组织边界的升级,必然会演化出新的更有效率的治理模式。

       供应链治理模式可简单地划分为市场化交易和垂直一体化[1],或者自制、混合和外购[2]。Gereffi et al.(2005)[3]进一步将供应链的治理模式划分为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专属型和层级型。其中模块型治理模式的研究比较多,因为这种治理模式将创新与制造脱钩,推动了高度集中的全球承包商的崛起。供应链的官僚层级治理(官僚层级治理是在价值链驱动者严密结构控制下小型供应商的网络)发生了转变。伴随高度集中的全球承包商的崛起,品牌公司与其供应商之间的权力不对称发生了部分转移,既在行业分工的顶端更加专业化,同时又在供应链的其他部分出现了纵向再整合[4]。Scott-Kennel and Enderwick(2004)[5]划分了非股权的企业间合作的外部网络化关系,将其设想为处在市场化交易和完全层级化之间的连续体上,其中的“准内部化”程度可以根据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在联盟伙伴之间的转移情况进行测量。Najafi et al.(2013)[6]特别研究了在新兴国家采购的治理模式,即交易的方式、供应基地的方式、网络定位的方式。

       数字技术的整合使得生态系统治理成为战略选择。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平台的可编码性来促进供应商和企业之间的动态对话,从而提高外包的可行性[7]。传统上,企业与其合作伙伴一般是同一价值链上不同阶段的上下游企业,处于中心位置的公司组织生产网络以获取和内部化合作伙伴的知识资源。企业的目标是在不要求所有权的情况下,将其有限理性和合作伙伴有限可靠性降至最低,为自身获取价值。数字经济下,共创价值的发展理念被越来越多公司所认可,生态系统治理亦即平台治理应运而生。相比之下,平台是多边的,平台公司充当结构的协调者的角色,以实现整个平台生态系统的价值最大化。平台治理的主要目标是激励和协调其合作伙伴。当产品生产模块化时,能够减少协调开发流程的需求,降低转移隐性知识的成本,合同治理和价格机制可以有效地控制这种合作关系;当综合生产需要特定关系的投资时,企业倾向于建立联盟。从内部化理论的角度来看,模块化和特定关系投资并存是自相矛盾的,模块化减少了明确协调的需求,而特定关系投资则会增加这种需求。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平台可以同时向外界开放并使用模块化作为协调工具。因此,将生态系统视为一种合作关系的治理机制可以解释矛盾的出现[8]。

       由此,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公司如何转型自身的组织形式,激励和协调合作伙伴建设良性生态系统并跨越国界实现国际化发展是未来研究的方向。本文通过研究标杆企业海尔集团COSMOPlat工业互联网的案例,来探寻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业供应链的治理模式变革,为中国制造企业找寻转型模式与增长动力寻求启示。

       二、支撑性理论

       (一)企业组织设计的信息处理模型(IPM)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更需要围绕信息处理有效地进行组织。Tushman and Nadler(1978)[9]提出的信息处理模型(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IPM)认为企业组织可以被视为面临不确定性的信息处理系统。信息处理是指组织决策过程中信息的收集、解释和综合。组织结构必须履行主要职能,便利从外部收集信息,以及允许组织内部和组成该组织的子单位之间有效处理信息。该模型指出企业内部的子单元面临与工作相关的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随着不确定性增加,对信息数量和信息处理能力的需求也会增加;企业必须针对信息处理要求匹配信息处理能力。不同的组织结构具有不同的信息处理能力,子单元可以通过适当的结构安排处理与工作相关的不确定性。组织设计的两个维度影响信息处理速度,一方面沿着有机或机械的维度设计子单元的结构,以获得所需的子单元内部信息处理能力;另一方面建立协调和控制机制,将独立的子单元连接起来,以获得所需的单元之间的信息处理能力。子单元的有机结构较机械结构、子单元之间的有机的交流网络较官僚层级的机械性的交流网络而言,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更强。信息处理要求高时需要很多复杂的水平机制进行协调;信息处理要求不高时,可以使用垂直机制进行协调,如集中采购[10]。然而有机的结构和交流网络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而且不易受到管理层的控制。因此,必须权衡信息处理能力增加和控制能力减少、响应时间可能增加等方面的代价。由于一个组织(或子单元)的信息处理要求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组织结构或设计的任务将永远不会充分完成。

       (二)数字经济下制造业供应链治理——技术生态系统治理

       技术生态系统是指一个技术平台通过集结许多独立的行为者,围绕一个稳定的平台核心,组成一个不同种类互补的生态系统,从而编排出丰富的贡献组合。在技术生态系统中,作为核心的平台通过使用有目的地设计的治理机制,促进自主行为者的贡献,创造互补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全球各种各样的大型最终用户群体的需求[11]。核心平台的活动不仅仅是设计、开发和分发产品,而是有目的地培养互补生态系统从而促进繁殖,使生态系统具备生成性。生成性是指一个独立的系统能够创建、生成或产生一个新的输出、结构或行为,而不需要系统创建者的任何输入(Tilson et al.,2010)[12]。然而自治的生态系统也存在风险,因为不受控制的创造性产出有时候对生态系统的健康是不利的,低质量的服务和补充会导致消极的客户体验,从而也可能严重损害产品平台的声誉和经济可持续性[13]。因此,设计技术生态系统的机制十分重要,必须要建立合适的治理机制,适当地约束参与者的行为,同时不过分限制预期的技术生态系统水平,使其具备合理的生成性。技术生态系统中存在稳定性—进化性的悖论,体现为三组紧张关系:标准化与多样性、控制与自主、集体与个人。平衡这些紧张关系是技术生态系统治理的主要目标之一[11]。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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