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制度三要素与政民合作治理法治观

作 者:

作者简介:
莫菲(1987- ),女,重庆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资源法学与行政法学;莫于川(1956- )(通讯作者),男,重庆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工作方针和监管机制进行了最新阐释。在理论基础方面,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论断不仅更新了保护优先原则的法哲学基础,也是变革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和中国承担大国责任、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基础。在工作方针方面,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体现了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工作方针从危害预防向风险预防的转变,顺应了我国生态安全法治发展的趋势,也是建设积极行政的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在监管机制方面,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的要求,在拓宽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覆盖范围的同时,要求严格化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和行为责任,具体地通过主体扩大化、指标量化和手段实体化来加以实现。对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工作方针和监管机制的正确认识及其完整实现,还必须通过树立依法治理和共同治理的现代法治观念来推动保障,这是生态环境法治的“形而上”的内容,是最深刻有力的内在保障机制。


期刊代号:D411
分类名称:宪法学、行政法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字号:

      修订日期:2020-07-10

      DOI:10.3969/j.issn.2096-8256.2020.05.006

      中图分类号:D912.6;D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56(2020)05-0054-09

      新中国70年环境法治建设的成果,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文明概念于2007年提出、2018年写入宪法,为环境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的生态化、绿色化提供了指导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在新时代的关键历史节点对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最新阐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启示和指导意义。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应当从理论基础、工作方针和责任机制三个方面来认识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重要内涵。而对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三要素(理论基础、工作方针和监管机制)的正确认识和完整践行,还应树立依法治理与合作治理、共同治理的现代法治观念来推动,这是生态环境法治的“形而上”的内容,是最为深刻有力的内在保障机制。透过制度创新和观念更新,能够更加体系化、民主化和高效化地从法律制度供给侧改革视角,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政府治理和公法保障。

      二、对于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三要素的全面和正确地认识和践行

      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制度内容,正在增强现代性、实现体系化地艰难前行和稳健发展,其基本要素和创新亮点体现为理论基础、工作方针和监管机制三个方面,下面将对这三个方面分别加以系统分析。

      (一)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文明的基础问题,也是环境法所调整的基础关系。自生态文明概念提出以来,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中多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提法来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1]15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则用“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来概括解决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的总体思路,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描述,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

      从“和谐发展”到“和谐共生”,反映了党和国家对新时代生态环境问题基础性和紧迫性的清醒认识。共生是生物学概念,指不同种属按某种物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的现象。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一方面表明自然是人类社会存续的前提和物质基础,人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潜在巨大影响,自然的存在有赖于人类活动遵守自然的限度。科学研究支持人与自然共生的观点:研究表明,在被称为“行星限度”(planetary boundaries)的确保人类安全存续空间的地球系统九大子系统或过程中,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率和氮循环干扰已超越临界值,而人类活动正是这些环境变化的主因[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及这一共生关系:“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4]18“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5]64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要求人类遵循自然规律,以便“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4]18。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特别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科学论断,奠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影响。首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新了保护优先原则的法哲学基础,进而推动中国的环境法治进程。保护优先原则是2014年修订的环境基本法——《环境保护法》第5条所确立的环境法基本原则之一,适用于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环境法治全过程。围绕保护优先原则,一直存在着保护对象是环境还是生态、保护实质是环境利益优先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行为优先于环境开发利用行为还是风险预防等争论[6]。进入生态文明时代,本体论上人与自然的二分法受到挑战,追求人在自然之中与万物共生的生态法治理念正在出现[7]。在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中,人是地球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而自然则是“原初自然、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统一体”[8]185。经过理念更新的保护优先原则,其出发点是共生逻辑,对象是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实质是通过“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和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由此,基于共生的保护优先原则要求:不仅以人为度量考虑自然的资源和工具性价值,也认可自然独立于人的生态、遗传等内在价值;不仅将自然视为权利客体,也适当承认其主体地位;不仅将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作为权衡对象,也承认在关涉生态安全时环境利益所具有的前提性、基础性和绝对优先性。选用基于共生的保护优先原则指导环境法治建设实践,可以有力推动环境法的生态化和生态文明的法治化,使环境法治真正成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强力保障。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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