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健康权理论逻辑及实现

作 者:

作者简介:
何燕华,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南长沙 410081)。

原文出处: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内容提要:

我国公民健康权近几年受到广泛关注。但老年人健康权在我国健康权规范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自由权向社会权转移是老年人健康权源起的理论基础,全球老龄化社会治理使健康成为核心要素,国际人权行动的推动为国家保障老年人健康权的实现提供了制度契机。老年人健康权规范内涵应关注国际上业已形成的经验表达,还应了解其强调积极面向的复合权利属性,才能清晰地展现老年人健康权国家义务的复合形态。在基本权利功能体系理论下,老年人健康权义务体系包括基于防御权功能的国家尊重义务、基于受益权功能的国家给付义务、基于客观价值秩序功能的国家保护义务。我国老年人健康权的实现首先应在公民健康权立法中加强老年人专项立法,在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立法中强调老年人健康权内涵,同时通过构建“医养结合”的综合性的卫生保健制度保证国家的给付义务,通过完善老年人健康权司法救济保障其效力。


期刊代号:D411
分类名称:宪法学、行政法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字号:

      DOI:10.19503/j.cnki.1000-2529.2020.04.004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成为全球关键性的政策问题。如果老年人群体健康状况良好,那么人口老龄化可以被视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量和人力资源的增长;如果寿命的延长伴随的是健康上的种种障碍或者能力上的局限,则意味着对国家的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的需求更高,人口老龄化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因此,各国都普遍意识到,健康是人口老龄化治理的核心[1]。2018年长生疫苗事件的发生催生了2019年6月通过的《疫苗管理法》、2019年8月通过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以及2019年12月通过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我国公民健康权受到广泛关注。但老年人健康权在我国健康权规范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学界亦缺少从老年人健康权内在理论逻辑进行切入的规范分析,老年人健康权制度保障体系远未构建。需要从老年人健康权的规范内涵切入,才能明晰老年人健康权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进而指导制度构建。

      一、老年人健康权源流

      健康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起,以《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相关规定为标志,相继在国际、区域、国家范围内的法律文件中得到庄严宣示。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标准”,奠定了健康权在国际法保护中的基石性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享有健康权在许多国际人权文书中都得到了表达,其中包括如儿童、妇女、残疾人以及遭受种族歧视群体等特殊群体权利保护国际公约①。而国际社会对老年人健康权的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老年人健康权的源起可以在自由权向社会权转移的这种变化中寻找到理论基础。而全球老龄化社会治理,使健康成为核心要素。最终,得益于国际人权行动的推动,为国家保障老年人健康权的实现提供了制度契机。

      (一)自由权向社会权的转变:老年人健康权的理论基础

      社会权登上人权体系的历史舞台源于二战前后,随着福利社会的发展,主张“放任自由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逐渐走向保守而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出现了与之观点相反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以促进社会平等、为每个公民提供生存所必备的基本条件为目的,主张在经济上实行大幅度的社会资源再分配,要求政府在食品、住房、工伤与失业保险、基本教育、清除环境污染、安全与健康等方面提供保障[2]。与以“古典自由主义”为思想精髓的法治观强调“国家的免予干预性和不作为性”形成对比[3],进而形成了以社会权为核心的第二代人权观。社会权被许多学者归人积极人权范畴,并通过一系列国际文件予以规范。

      社会权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权,在权利主体和权利内容上突出了维持弱势群体尊严和基本生存的需要,从理论上证明了老年人健康权的正当性。社会权在“新自由主义”实质平等理念的指导下,实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为社会弱势群体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4]。社会权以社会整体安全、和谐为价值目标,“从思想渊源上,主要仍是以社会福利思想为依据,弥补因自由权的高度发展而产生的种种弊端。从权利的实现上,社会权则有界限与条件。社会权信赖立法与行政的合作,并视国家财政的状况,才有实现的可能”[5]。老年人由于健康状况和需求的多样性,在权利实现方面有着各种障碍,“自由权”所保证的形式上的平等并不能使老年人能现实地享有权利,只能依靠藉由国家权力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才能享有符合人性尊严的最起码生活条件,并可以追求其人生的幸福快乐。因而,老年人在健康权上的特别保障,有利于更广泛地实现人权,更大程度地实现社会正义。《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明确提到,“人人……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这表明健康权作为基本人权地位的确立,也表明当代健康权从强调一般的抽象主体向关注具体的、差别化的特殊主体理念转变。

      (二)老龄化社会治理:老年人健康权出现的现实呼应

      老龄化社会治理,健康是核心要素。根据联合国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的分析,2019年,全球人口每11个人中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的老人,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增加到每6个人中将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的老人,在欧洲和北美洲,每4个人中将有一个年龄在65岁或以上[6]。与未来社会将要发生的多数变化不同,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潜在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具备了正确的政策和到位的服务,人口老龄化可被看作是个人和社会所面临丰厚的新机遇。”[7]能否成为新机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比如,如果每个人都能既长寿又健康,那么采用提高退休金领取年龄的政策来保证社会保障系统的财政可持续性就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反之,如果晚年的健康状况不佳,采用这种政策,可能会迫使本身内在能力有严重障碍的人不得不继续工作,这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用人单位来讲均不现实,也不理想。

      老年人享有“可获得的最高标准的健康”的基本人权,是人口老龄化社会治理的保障。首先,只有在权利视角下,才能使老年人权利的享有和行使不是基于个人与社会的一种施舍,而是老年人对于他人与国家或社会的一种主张与诉求,是老年人基于普遍接受的人权观念和精神的一种应得[8]。在健康权的要求下,国家必须按照逐步实现的原则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向实现老年人健康权迈进;老年人有权利要求国家以平等的方式提供可用、可及、可接受的服务和商品以及适宜的卫生设施。其次,基于老年人健康权的人口老龄化治理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soci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指通过减少公民在福利和健康方面的差异,提高社会中最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9]。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人口结构以及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社会保障供求关系也将产生相应变化,甚至失衡,从而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及时调整好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使其与人口结构的变化相适应,消除人口老龄化可能的各种负面影响,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是老龄化社会治理的目标。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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