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研究  

作者简介:
祝继高,通讯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带一路”PPP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王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汤谷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原文出处:
中国工业经济

内容提要:

外部环境和内部价值链如何驱动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同类型的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本文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分为战略性和反应性两类,通过案例分析对前述问题进行探讨。本文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央企业跨国经营的外部特征表现为沿线国家法制环境相对薄弱、政治风险较高、高素质劳动力相对缺乏、制造业配套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弱,内部特征表现为企业通过“产业链一体化”延伸价值链。外部环境中的劳动力特征和配套产业特征驱动中央企业履行战略性社会责任;外部环境中的风险因素驱动中央企业履行反应性社会责任;内部价值链延伸对两种社会责任均有驱动作用。同时,外部环境特征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内部价值链延伸,间接驱动企业履行战略性和反应性社会责任。中央企业的反应性社会责任对战略性社会责任也有促进作用。本文整合多个视角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理论框架,进一步厘清了内外部因素对战略性和反应性社会责任的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为政府通过完善社会责任相关法律法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期刊代号:F101
分类名称:财务与会计导刊(理论版)
复印期号:2020 年 02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9)09-0174-19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在共商共建共享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一带一路”建设6年来取得了诸多成果。截至2019年3月底,中国已同125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协议173份;2013-2018年,中国企业已在沿线国家完成对外工程承包逾4000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逾900亿美元①。截至2018年6月底,中国企业累计为沿线国家贡献税收20多亿元,创造就业岗位24.4万个②。“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于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各国发展不平衡的历史条件下,旨在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自2013年以来,中央企业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中资企业对沿线国家项目投资和工程承包中有70%以上由中央企业承担③。“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央企业的海外经营和社会责任实践体现出如下特征:①外部环境方面,沿线国家法制环境相对薄弱、政治风险较高、高素质劳动力相对缺乏、制造业配套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弱。②“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央企业更深入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中央企业纷纷提出“产业链一体化”,延伸内部价值链,向沿线国家输出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③中央企业将社会责任进一步嵌入海外经营管理活动,在沿线国家积极履行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合规经营、环境保护、社区建设、互惠合作等多项社会责任。④中央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一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为企业创造了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带动沿线国家人民就业和当地企业发展,创造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海外经营和社会责任实践表明,合理的社会责任决策有助于企业和社会共同发展。Porter and Kramer(2006)也指出,企业与社会间的相互依存正是企业进行社会责任决策的出发点和关键点。在此基础上,Porter and Kramer(2006)构造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决策框架,并将社会责任分为战略性社会责任(Strategic Social Responsibility)和反应性社会责任(Responsive Social Responsibility)。反应性社会责任以“做良好企业公民、减轻企业活动对社会负面影响”为主要特征。反应性社会责任能有效回应利益相关者要求,降低企业经营面临的风险(戴天婧和汤谷良,2015)。相较于反应性社会责任,战略性社会责任更关注企业与社会利益的交叉点,更有利于企业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获取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Porter and Kramer,2006)。基于两种社会责任各自的特点,企业应该在理性分析内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对两者进行整合(戴天婧和汤谷良,2015)。这需要企业一方面厘清不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郑琴琴和陆亚东,2018);另一方面有效识别和分析驱动社会责任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贾兴平和刘益,2014)。“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同时涵盖战略性和反应性社会责任。那么,中央企业的两类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央企业海外经营的内外部特征如何驱动其履行社会责任?

      现有研究主要从经济激励、制度/合法性激励和利他主义三方面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因素(贾兴平和刘益,2014)。其中,经济类因素主要基于资源基础观或社会责任的工具视角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资源基础观认为,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和难以替代的战略性资源构成了企业的竞争优势(Barney,1991)。因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主要是因为其能形成包括声誉与品牌价值(程聪等,2019)、动态能力(Maxfield,2008)、关键人力资本(McWilliams and Siegel,2011)等在内的战略性资源,提升企业绩效。基于该观点,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因素主要包括竞争强度(贾兴平和刘益,2014)、市场化程度(Davies and Walters,2004)、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的时长(Reimann et al.,2015),以及企业的冗余资源(Reimann et al.,2015)、政治资源(Lin et al.,2015)、产品性质(Siegel and Vitaliano,2007)等。制度/合法性类驱动因素认为社会责任是一种制度压力下企业通过满足利益相关者期许而获得合法性的活动(贾兴平和刘益,2014)。基于此,现有研究探讨了制度环境(Bruyaka et al.,2013)、制度变迁(Matten and Moon,2008;Zhao et al.,2014)、制度距离(Campbell et al.,2012)、利益相关者(Aguinis and Glavas,2012),以及制度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Zhao et al.,2014)对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利他主义类驱动因素则主要基于伦理视角,探讨社会腐败和道德滑坡水平(郑琴琴和陆亚东,2018),以及组织(Bruyaka et al.,2013)和管理层道德动机(姜雨峰和田虹,2015)对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对战略性和反应性社会责任的概念特征进行分析,并对社会责任的驱动因素进行了较多探索。但是,现有文献仍在以下方面难以完全解释“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①现有文献没有深入探讨战略性和反应性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亦未区分两者的驱动要素和作用机制。这使得现有理论难以直接解释企业在具体条件下应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在两种社会责任间进行分配。②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单一理论视角探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缺乏整合多视角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一方面,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出于多种动因,特定因素对社会责任的影响不能仅从某一方面解释;另一方面,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因素之间存在互动,对作用机制的分析需突破单一视角的局限。③“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央企业海外经营相对独特的内外部因素对社会责任的作用方向和机理在现有研究中较少涉及,或与现有研究结论不一致。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力特征、配套产业特征以及中央企业价值链延伸等因素对社会责任的影响机理,现有文献缺乏专门探讨。现有研究大多发现薄弱的制度环境不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Reimann et al.,2015),但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制环境欠完善的背景下依然积极践行社会责任,这一现象有必要从新的角度来解释。

原文参考文献:

  • 58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