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效能、腐败规制对营商环境的优化效应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徐换歌,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经济政策专业博士生,xuhg0616@foxmail.com;蒋硕亮,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jiang.shuoliang@mail.shufe.edu.cn。

原文出处: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2010—2014年跨国面板数据来考察政府效能、腐败规制对营商环境的优化效应,为改善我国的营商环境提供了跨国的经验证据。通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评估发现:(1)一国政府效能的提高与腐败规制强度的增加能够显著地改善营商环境,且交互效应结果显示,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2)进一步的分组回归发现,高收入国家由于“先发”优势,政府效能的改善与腐败规制强度增加对营商环境改善更加明显,与中低收入国家之间呈现差序格局。基于以上结果,本研究建议:政府应该提高政府效能,打通服务工作的“最后一毫米”,在降低市场主体的营商成本过程中提升其获得感;加强反腐败的力度,提高政府质量与制度供给的质量;加强智库建设,为政府效能改善与腐败规制强化提供智力支持。


期刊代号:LD2
分类名称: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复印期号:202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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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营商环境是企业遵循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开办、关闭、经营贸易以及执行合约等方面所花费的时间、成本等条件[1],它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和体现,一个国家的营商环境越是优异,就越能吸引各种高端的市场要素向国内流动与集聚[2]。因此,改善营商环境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抓手。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政府不仅要完成国家制度创新的使命,还要为企业谋福利,为区域建窗口。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中对优化营商环境也做出了重大部署,提出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大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2019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提出要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政府承担着为中小企业以及企业家创造优良的营商环境的艰巨任务,健全、有效的制度环境对激励和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但与发达的经济体相比,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正如图1所示,我国的GDP总量(2010年美元不变价)在2008年之后逐渐超越英国与日本,并且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然而,与英国、美国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营商环境明显处于比较劣势的地位(如图2所示),其改善的空间还比较大。市场和政府,是围绕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两支力量,对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有效市场’,还需要‘有为政府’”[3]。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改革创新的外在表现形式,优化营商环境能够稳定企业家政策预期,激发企业生产性行为。国内外学者对营商环境进行了丰富的探索,既为当前优化和改善营商环境提供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文献材料。然而,已有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大多数研究都将营商环境作为前因变量,探究营商环境的改变对宏观的经济发展以及微观的企业创新、创业行为的影响,而忽视了对营商环境前因变量的研究,尤其是忽视了政府作为营商环境塑造的主体,其行为与营商环境改善之间的关系的探究。(2)已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内,较少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探究不同国家营商环境的异质性,尤其是将政府效能、腐败规制作为前因变量,将三者同时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之下,本文以此为切入点,为探究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如何发挥比较优势提供了证据。(3)从学科发展与交流角度讲,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学,从公共管理学科的角度探究政府效能、腐败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不仅促进了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而且可以从公共管理视角重新反思新时期我国政府在营商环境塑造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任务,也为公共管理实务部门的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撑。

      基于以上论述,结合我国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的经验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探索政府效能与腐败规制对营商环境的优化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指出,《营商环境报告》并未衡量所有影响经济体商业环境质量或者国家竞争力、政策以及制度,且并未涵盖与宏观经济稳定、金融体系发展、市场规模、贿赂和腐败的发生或劳动力质量等方面内容[4],再加上世界各国的营商环境差异为本研究提供了进行实证研究的场域和机会。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主要从定量研究的角度入手,借助于跨国的大样本数据,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政府效能、腐败规制与营商环境改善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两者如何共同作用于营商环境?(2)如果这种因果关系是成立的,那么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间是否存在着异质性?背后的可能原因是什么,以及它的扩展的政策含义是什么?以上问题的回答也为我们创新评价地方的营商环境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和经验证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1.整体性治理理论

      整体性治理理论着眼于推进政府、私人部门、混合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之间的整合性供给服务及制度化治理体系,其逻辑意蕴彰显出极强的工具理性与时代价值[5]。它是在反思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基础之上产生的,针对政府治理面临的碎片化、部门化以及组织功能的裂解化、跨部门整合冗余等问题。英国学者安德鲁·邓西尔最早对其进行概念的阐述,随后,佩里·希克斯与帕特里克·邓利维又对此理论进行了发展,为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政府改革和制度创新提供了新的治理范式和生态框架。它所蕴含的“一站式”服务提供、以顾客和以功能为基础的组织重建、互动的信息搜寻和提供、数据库、灵活的政府过程等治理思想[5],为我国改善和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一站式”服务提供强调将分散的功能整合起来,以便解决重复的问题。我国学者竺乾威[5]教授最先将这一思想介绍到国内,引发了学术界对该理论的关注。有学者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分析了我国的分散性审批现状,认为应该通过整合目标与手段、组织机构与人员等角度出发,重塑以公众为中心的审批理念,实现“一站式”审批服务[6]。以顾客和以功能为基础的组织重建,强调以顾客为导向,实现服务的集中提供。优化营商环境是顺应政府改革需求的重要目标,承载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新的责任和使命[7],而整体性治理理论则是营商环境改善的重要理论支撑。

      2.交易成本理论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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