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过程与政治文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近年来中古政治史研究表现出“纵的停滞”与“横的拓展”的特征,传统以“政治集团”或“党派分野”为中心的政治史研究领域陷入瓶颈,通过社会网络这一概念的引入,认识政治活动中的“政见—庇护”复合结构,有助于完善传统的政治集团分析范式。“政治过程”与“政治文化”这两个观察维度的引入,拓展了政治史研究的范畴。受新史学的影响,作为政治史研究基本单位的“事件”曾饱受批评,反思传统历史学编纂与研究中对因果关系的构拟,发现与提取“决定性的瞬间”,才能重新赋予“事件史”研究以合法性。


期刊代号:K1
分类名称:历史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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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9)10-0160-12

       众所周知,政治史长期占据历史编纂与研究中的主流,不过自20世纪以来,随着学术潮流的变化,日益变得边缘化。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概观而言先后受到两波冲击。首先是在现代史学肇建之初,以梁启超批评二十四史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倡导新史学为代表,不但破除了既往以政治精英人物为中心的历史编纂及叙事方式,同时也抛弃了传统史学所注重的“鉴诫论”“正统论”这类现实功用。①第二次则是在二战之后,随着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及影响扩张,强调长时段的观察及对结构的揭示,使得以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被视为“海面上的浪花”,失去了历史研究中的皇冠地位。②这一学术风潮在当时封闭的环境中,自不可能立刻对中国史学产生冲击。至1980年代国门重开之后,从西方不断接引而来的新方法与议题,成为中国史学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不可否认,这些新的方法与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间接造成了政治史研究的边缘化,③这一变化也与国际潮流同步。

       仍需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边缘化,并不是指政治史论著数量的减少,相反随着出版的繁荣与便利,相关研究在数量上一直保持着可观的增长。其主要表现有二,政治史不再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可以说近四十年来具有超越断代史影响的方法、议题或论争,绝少与政治史有关,更不要说由政治史研究者来发起或推动。其次,由于缺少新方法与新议题的冲击,政治史研究内卷化的倾向较为明显,至今仍多承袭陈寅恪等学者开创的政治集团分析范式,④多少显得自外于新史学的潮流。这种孤立的状况,不但使政治史与社会史、文化史这些活跃且不断变换研究范式的领域少有互动,与国际学界也缺乏对话的对象。⑤最近十余年来,这一现象尽管有了一定的改观,但不少问题依然如故,笔者在文中将其概括为“纵的停滞”与“横的拓展”,并以此切入谈一谈当下中古政治史研究中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一、社会网络与政治集团:一对概念的分梳

       所谓“纵的停滞”主要体现在传统以“政治集团”或“党派分野”为中心的政治史研究领域。直到现在,政治集团分析方法仍在包括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在内中国古代史各断代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⑥这一分析范式的形成与接受,当然与陈寅恪等前辈史家借助经典研究的垂范有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集团范式某种意义上是传统史学中“党争说”的发展,政治集团分析的一些基本维度,如血缘、乡里及同僚间的庇护与援引,皆不难在史籍中攻讦政敌结党的文字中读到。总括而言,较之于传统史学,陈寅恪的贡献大凡有二,一是综合考虑家世背景、社会阶层、文化风习、人事关系等各种因素,使“政治集团”这一概念统摄了政治、社会、文化三个互相关联、互为支撑的层面,使之初步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解释力的分析工具。其次,不再将政治集团的进退与治政得失乃至王朝兴衰联系起来,而是将其置于中古社会、文化变动的背景下加以讨论,不但超越了传统“党争说”汲汲于君子与小人之辨的道德训诫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将“党争”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权力与利益的争夺。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勾勒的一系列政治集团及其消长,如关陇集团、牛李党争,谈的是政治权力的转移,但他真正的着眼点是社会阶层的升降。某种程度而言,社会阶层以及因阶层差异产生的文化区隔是陈寅恪改造“党争说”过程中引入最重要的现代史学分析要素。⑦

       这一研究范式在接榫传统知识人读史趣味的同时,赋予其现代史学的分析功能,逐渐成为政治史研究中支配性的方法。⑧同时也要承认,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世文献中的海量记载,尤其是在史料相对匮乏的古代史上段,关于政治人物言行的记录构成了留存文献的大宗,也为学者提供了施展的余地。某种意义上而言,史料的偏向间接造就了研究的偏好。长期以来,在这一范式的影响下虽然积累了丰富的先行研究,弊端也日渐显露。目前通行的政治集团分析,以“事件”为中心,辅翼以对政治人物家世、地域与阶层等要素的分类,不可避免地集矢于权力争夺的具体过程,旁及背后的政治组成,大多数情况下反倒忽略了陈寅恪研究中注重观察社会阶层变迁的一面。另一方面,这一研究方法往往试图在一系列“事件”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恰好落入布罗代尔批评的彀中,“一个事件在必要时可以表现为一系列的意义和关联。它有时表明非常深远的运动。而且,借助于昔日历史学家所珍视的‘原因’和‘结果’的游戏(无论这种游戏是否牵强附会),它可以占有比它自身的时段长得多的时间。因为它具有无限的延伸性,所以它可以不受限制地与所有的事件、所有的基本事实结为伉俪”。⑨更需要指出是,大多数研究者似乎都不太注意区分“因果性”与“相关性”之间的不同,而是汲汲于建立事件与事件之间单一的因果链条,勾勒出看似环环相扣的连续线索,⑩不免有陈寅恪所谓“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之嫌。(11)

       不得不承认,政治史在各专门史中或许最受惠于同时也是最受困于历史的辉格解释,(12)由于史料记载的晦暗,高层政治活动又距离一般人的生活经验较远,难以避免较多地运用推测与假设。在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浪潮中,因为缺乏“科学性”,渐成弃儿。在此背景下,如何适当地运用“后见之明”,而不是为已经发生的政治结果寻求合理化的解释或成为决定研究高下的关键。落实到具体研究中,如何来有效地界定一个政治集团,作为传统政治史研究展开的基本前提,虽然一直聚讼不已,仍值得抉出做进一步的讨论,既往讨论较多的是概念与边界的分歧,不过笔者看来,首先需要分梳的是社会网络与政治集团这一对不同的概念。

       在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中,尽管很早就建立了一套相当发达的以“任贤”与“绩效”为中心的选举与考课制度,但无可否认,依赖庇护关系而形成的人际网络构成了官僚个人及群体在体制中展开日常活动或争夺权力的基本形式。(13)理论上而言,官员升迁主要依据治绩的优劣,不过庇护网络在更多地时候发挥了持续且相当重要的影响。这一网络不但寄生在官僚体制的各层级中,而且大多数时候隐居幕后,难以准确地量度其作用。一方面,我们确实能从史料中留存的大量党争攻讦文字中识别出这类网络,这也成为学者勾勒政治集团的重要依据,但被发现的无疑只是冰山一角,如果将庇护关系视为官僚体制中的结构性存在,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基层的人际网络并不为史料所存录。(14)同时需要警惕的是,我们所看到的这冰山一角,只是高级官僚政治关系的一隅,不但具有片面性,更是即时的,很难想象古人的政治立场不会随时势而改易,但史籍中记录或强调的往往只是他在某一时刻的政治倾向。除此之外,留存的相关史料,不少出自政敌之手,难免又有扭曲夸大的成分。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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