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对20世纪中国史学观念的更新具有深刻影响。不过，它也因“破”字当头的鲜明特点，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自1923年至今，反对者或批评顾颉刚“破”的鲁莽灭裂；或寻找其由“疑”转“信”、由“破”转“立”的证据。受此影响，一些赞同者也努力发掘其寓“立”于“破”的旨趣，阐发其对上古史“建设”的价值。因此，顾颉刚古史观念的变与不变，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然而，在相关讨论中，对于“疑古”、“信古”、“破坏”、“建设”等概念的理解，却出现了脱离“古史辨”时代语境的现象。 目前，学界已有不少关于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古史观念“转变”的说法。①这些“转变”说法分散于各自著述中，显得有理有据，但若将之相互比较则不难发现，如此频繁的转变，出现在同一时期同一个人身上，似乎不尽合理。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仍处于领域拓展状态，这种拓展主要是基于“古史辨”的需要，其中虽出现某些具体调整，但并不足以说明其古史考辨的宏观旨趣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大致以1940年前后为界，这是探讨其古史观念变与不变的关键节点。对此，也有两位重要史家提出“转变”说法：一是许冠三认为，20世纪40年代以后，顾颉刚开始“由辨伪向考信过渡”，“由破多于立徐徐移往破立兼顾，《史林杂议》便是反映此一转移的中介作品”；②二是余英时认为，以1939年撰写《浪口村随笔》为界，顾颉刚治史“从绚烂归于平淡，论学文字转向‘谨严精湛’”。③那么，此类变化是否出现在1940年前后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中？这不仅关系到对顾颉刚个人古史观念的理解，更关系到学界争论已久的“古史辨”的学术评价问题。因此，本文拟对此问题略作申述，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浪口村随笔》的原初形态及其修订发表的思想背景 许冠三和余英时提出194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观念转变说法，都以《浪口村随笔》为主要依据。因此，我们首先需要考察这份史料的有效性。 1939年顾颉刚旅居昆明北郊浪口村时，确实撰写了题为“浪口村随笔”的读书笔记，并在1940-1941年间，将其中一部分修订后发表于《责善半月刊》中。但这些笔记和后来正式出版的《浪口村随笔》一书并不相同。后者虽以1939年笔记为基础，但如顾颉刚自述，“始写于昆明，重理于成都，又续附于苏州”，④到1949年才在上海油印，早非原初形态。因此，我们今天常见的《浪口村随笔》一书，不宜作为考察194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观念的主要证据。 那么，1940年前后《浪口村随笔》的原初形态如何？它能否证明顾颉刚古史观念存在变动？在《顾颉刚全集》中，共有两部《浪口村随笔》，分别载于《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四和卷十六。卷四所收即为1939年部分笔记，共三册，其中部分条目后来虽有修订，但大致保持了原貌，我们可据之窥测其原初形态。 首先，通览全部《顾颉刚读书笔记》可见，顾颉刚在一定时期内所记内容，多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主题，即他在相应时期研究或关注的学术问题。1939年《浪口村随笔》则不具此特点，它更多表现出主题分散，而材料出处一致。如该笔记第一册“女子远丈夫”条以下，依次为“县公”、“秦谶”、“诅”、“长鬣”、“取他国器作己器”、“劳心劳力”、“明器”、“常隶”、“相术”、“皇天后土”、“史官氏礼”、“四国”、“晋所以大”等。⑤这些条目所引材料全部出自《春秋》经传，但讨论的并不属同一主题。 其次，就各条笔记形态而言，大多也是抄录原始材料后，略附简单的解释说明。如“大司马固谏”条： 僖八年《传》“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按：原文如此)”此足以证“大司马固谏曰”非公子固，即司马目夷也。⑥ “‘伐’之客、主”条： 《公羊》僖十八《传》：“《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此不注音，简直太糊涂了。⑦ 有些则直接记录一时的想法，如“春秋初期事之茫昧”条： 子颓之乱，齐桓公不讨，《春秋经》不书，恐是当时东方诸侯不曾知道。春秋初期实在还是一个茫昧时代，大家拿着一部残存的《春秋经》瞎猜。自晋文公霸后，《左氏》书中始有详细之记载，不必费心思摸索矣。⑧ 更简单的例如“工官”条：“公治、漆雕诸氏，皆先世之为工官者”。“许、曹班次”条：“许虽男爵而班在曹上，可见伯亦有甚小者”。“八索”条：“‘八索’二字，似仅见昭十二年《左传》及《郑语》”。⑨ 以上可见，1939年《浪口村随笔》多是顾颉刚读书过程中的随想随记，原初形态应如其自述“仅述所疑而止，未遑考核以归于一是”，⑩自然也就谈不上所谓“谨严精湛”。至于以这些不成系统的文字，证明顾颉刚古史观念发生转变，似乎也不适宜，至少从中仍可看出顾颉刚对战国秦汉时期古史学说的批判，如《浪口村随笔》第二条就是“古文家造伪之原动力”；(11)再如上引“春秋初期事之茫昧”条，也明显偏向“疑”的方面。 1940年，顾颉刚开始整理《浪口村随笔》，并将之陆续发表在《责善半月刊》中。这是该笔记第一次修订。修订后的文字，确实体现出余英时所说“谨严精湛”的特点，虽然“谨严精湛”并无客观标准。但是，该特点能否作为顾颉刚治学特点整体性转变的标志，值得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