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观念转变问题考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政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邮编:100101

原文出处:
史学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大致在1940年前后,顾颉刚进入了一个新的治学阶段,开始有意识地清理、整合先前考辨古史的具体成果,以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即其自谓“从考索之功进于独断之学”。在这一背景下,他吸收当时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的叙述体系进行了相应调整。这是194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变动之处。但是,治学阶段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古史观念的转变,无论“考索之功”还是“独断之学”,其背后的核心观念都是中国旧有古史系统乃“层累”造成。这是194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研究中的不变之处。


期刊代号:K1
分类名称:历史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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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对20世纪中国史学观念的更新具有深刻影响。不过,它也因“破”字当头的鲜明特点,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自1923年至今,反对者或批评顾颉刚“破”的鲁莽灭裂;或寻找其由“疑”转“信”、由“破”转“立”的证据。受此影响,一些赞同者也努力发掘其寓“立”于“破”的旨趣,阐发其对上古史“建设”的价值。因此,顾颉刚古史观念的变与不变,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然而,在相关讨论中,对于“疑古”、“信古”、“破坏”、“建设”等概念的理解,却出现了脱离“古史辨”时代语境的现象。

       目前,学界已有不少关于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古史观念“转变”的说法。①这些“转变”说法分散于各自著述中,显得有理有据,但若将之相互比较则不难发现,如此频繁的转变,出现在同一时期同一个人身上,似乎不尽合理。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仍处于领域拓展状态,这种拓展主要是基于“古史辨”的需要,其中虽出现某些具体调整,但并不足以说明其古史考辨的宏观旨趣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大致以1940年前后为界,这是探讨其古史观念变与不变的关键节点。对此,也有两位重要史家提出“转变”说法:一是许冠三认为,20世纪40年代以后,顾颉刚开始“由辨伪向考信过渡”,“由破多于立徐徐移往破立兼顾,《史林杂议》便是反映此一转移的中介作品”;②二是余英时认为,以1939年撰写《浪口村随笔》为界,顾颉刚治史“从绚烂归于平淡,论学文字转向‘谨严精湛’”。③那么,此类变化是否出现在1940年前后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中?这不仅关系到对顾颉刚个人古史观念的理解,更关系到学界争论已久的“古史辨”的学术评价问题。因此,本文拟对此问题略作申述,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浪口村随笔》的原初形态及其修订发表的思想背景

       许冠三和余英时提出194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观念转变说法,都以《浪口村随笔》为主要依据。因此,我们首先需要考察这份史料的有效性。

       1939年顾颉刚旅居昆明北郊浪口村时,确实撰写了题为“浪口村随笔”的读书笔记,并在1940-1941年间,将其中一部分修订后发表于《责善半月刊》中。但这些笔记和后来正式出版的《浪口村随笔》一书并不相同。后者虽以1939年笔记为基础,但如顾颉刚自述,“始写于昆明,重理于成都,又续附于苏州”,④到1949年才在上海油印,早非原初形态。因此,我们今天常见的《浪口村随笔》一书,不宜作为考察194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观念的主要证据。

       那么,1940年前后《浪口村随笔》的原初形态如何?它能否证明顾颉刚古史观念存在变动?在《顾颉刚全集》中,共有两部《浪口村随笔》,分别载于《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四和卷十六。卷四所收即为1939年部分笔记,共三册,其中部分条目后来虽有修订,但大致保持了原貌,我们可据之窥测其原初形态。

       首先,通览全部《顾颉刚读书笔记》可见,顾颉刚在一定时期内所记内容,多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主题,即他在相应时期研究或关注的学术问题。1939年《浪口村随笔》则不具此特点,它更多表现出主题分散,而材料出处一致。如该笔记第一册“女子远丈夫”条以下,依次为“县公”、“秦谶”、“诅”、“长鬣”、“取他国器作己器”、“劳心劳力”、“明器”、“常隶”、“相术”、“皇天后土”、“史官氏礼”、“四国”、“晋所以大”等。⑤这些条目所引材料全部出自《春秋》经传,但讨论的并不属同一主题。

       其次,就各条笔记形态而言,大多也是抄录原始材料后,略附简单的解释说明。如“大司马固谏”条:

       僖八年《传》“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按:原文如此)”此足以证“大司马固谏曰”非公子固,即司马目夷也。⑥

       “‘伐’之客、主”条:

       《公羊》僖十八《传》:“《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此不注音,简直太糊涂了。⑦

       有些则直接记录一时的想法,如“春秋初期事之茫昧”条:

       子颓之乱,齐桓公不讨,《春秋经》不书,恐是当时东方诸侯不曾知道。春秋初期实在还是一个茫昧时代,大家拿着一部残存的《春秋经》瞎猜。自晋文公霸后,《左氏》书中始有详细之记载,不必费心思摸索矣。⑧

       更简单的例如“工官”条:“公治、漆雕诸氏,皆先世之为工官者”。“许、曹班次”条:“许虽男爵而班在曹上,可见伯亦有甚小者”。“八索”条:“‘八索’二字,似仅见昭十二年《左传》及《郑语》”。⑨

       以上可见,1939年《浪口村随笔》多是顾颉刚读书过程中的随想随记,原初形态应如其自述“仅述所疑而止,未遑考核以归于一是”,⑩自然也就谈不上所谓“谨严精湛”。至于以这些不成系统的文字,证明顾颉刚古史观念发生转变,似乎也不适宜,至少从中仍可看出顾颉刚对战国秦汉时期古史学说的批判,如《浪口村随笔》第二条就是“古文家造伪之原动力”;(11)再如上引“春秋初期事之茫昧”条,也明显偏向“疑”的方面。

       1940年,顾颉刚开始整理《浪口村随笔》,并将之陆续发表在《责善半月刊》中。这是该笔记第一次修订。修订后的文字,确实体现出余英时所说“谨严精湛”的特点,虽然“谨严精湛”并无客观标准。但是,该特点能否作为顾颉刚治学特点整体性转变的标志,值得思考。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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