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公羊学双轨演进及其哲理启示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原文出处: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清代乾隆末年以后,重视义理阐释的今文公羊学说重新受到有识见的学者的重视,这不仅成为晚清公羊学复兴的起点,而且表明到了清中叶,重视义理阐释的学术路数已经受到学者的重视,蓄势待发。而清朝统治恰恰由盛转衰,这一重视变革、“以经议政”的今文经学的复兴,正与社会矛盾的展开相激荡,与时代潮流相合拍,因而登上学术舞台的中心,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流。继承庄存与学术路数者有刘逢禄、龚自珍、魏源,以及戊戌维新的领袖康有为等人,由此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学术变革和社会革兴的时代大潮。不过,到乾隆中叶已达极盛的考证学不会骤歇,仍然保持其“惯性运动”,因而有孔广森及其后的学者仍以文献考证的学术路数对待公羊学说,由此而形成了学术上双轨并进的独特景观。对于这一视角新颖、内容丰富的课题,我们需要进行探究和总结,深化对公羊学说史和清代学术的独特内涵的认识,并且从中获得宝贵的哲理启示。而对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的内涵和特色作深入的发掘,定将能为建构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学科体系提供重要助力。


期刊代号:K1
分类名称:历史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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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9)05-0006-12

       在清代学术史上,武进庄存与于乾隆末年著成《春秋正辞》一书,乃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其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春秋正辞》是从重视义理的路数,来解释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的。在乾隆年间,长期盛行的是以“古文经学”思想体系为指导而形成的专重严密考证的学术风尚,学者们竞相从事史实排比考辨和文字音韵训诂的工作。庄存与著《春秋正辞》则是与此明显不同的另一种学术路数,他所重视的是从义理层面对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进行解释。在历史上,从义理上解释《春秋公羊传》的著作,在两汉时期曾产生过两部名著,一是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一是东汉末年何休著《公羊何氏解诂》。但是自何休以后,春秋公羊学说便再无人问津,从此消沉了一千多年。故此,庄存与所著《春秋正辞》的出现,乃意味着公羊学派长期中绝之后重新接续了统绪,绝非偶然性事件,其中包括着多重历史信息,需要用上下贯通、把握源流变化的眼光加以剖析,并进而论述晚清公羊学何以形成双轨演进的格局以及因不同学术路数而产生的迥然而异的历史作用。

       一、庄存与、孔广森不同的学术路数及其深层社会文化背景

       (一)庄存与:重视义理阐释,求公羊学之正途

       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在乾隆年间撰成《春秋正辞》十三卷,他表明其学术宗旨是尊奉汉代董仲舒、何休今文学家的统绪,求公羊学之正途,这在清代有创始之功。

       在庄氏之前,元末明初学者赵汸曾著有《春秋属辞》十五卷。其著述意图,是不满意当时学者只据《左传》解释《春秋》。赵氏认为:孔子据鲁史修《春秋》,有笔有削,“以寓其拨乱之权,与述而不作者事异”①。他意识到《公羊传》重视《春秋经》的“义”,这点应予肯定,但他不用阐发“微言大义”的方法,而是希冀通过文献学归纳“属辞比事”的方法,来推求《春秋经》之旨,这就未能找到探索这门学问的正途。庄存与著《春秋正辞》,书名与赵氏仅一字之差,实则包含着性质的重大变化。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公羊传》对鲁国君“即位”如何书法的解释。赵汸《春秋属辞》首条提出:“嗣君逾年即位,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不行即位礼,不书‘即位’。”他说明,这一“书法”的规则是由文献学方法归纳而得来的。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至“哀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见于《春秋》中十一条记载,赵汸认为:鲁桓、文、宣、成、襄、昭、哀七个国君,都是第一年嗣子继位,“逾年正月朔日,乃先谒庙,以明继祖,还就阼阶之位,见百官,以正君臣。”国史因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而隐、庄、闵、僖四君元年,都仅书“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赵氏认为这些都有特殊原因,如“隐公摄君位,不行即位礼。”②按赵氏所说,隐公元年首条的记载,只是据鲁史而来,毫无深切微妙之意旨。

       然则,按庄存与的解释,这一记载却包含非常重要之意义。他说,《春秋》这样书法,不是隐公未尝践位、行礼。“公践其位,行其礼,然后称元年,君之始年,非他人,隐公也。”进而说,这样书法,是表示隐公只摄相位,以将来让位于其弟桓公。可是,桓公后来弑其兄隐公,是大恶的行为,恰是隐公助长他的。所以隐公这种让恰恰应受到谴责。他由此得出一条原则:“《春秋》之志,天伦重矣,父命尊矣。让国诚,则循天理、承父命不诚矣。虽行即位之事,若无事焉。是以不书即位也。君位,国之本也。南面者无君国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无正(按,指自隐公二年至十一年,《春秋》经文中均无“正月”字样),隐不自正,国以无正也。元年有正,正隐之宜为正,而不自为正。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③

       庄存与这样解释,《春秋》中首条的书法,实包含有国君应遵从天理、父命,庄严治国,而讥评鲁隐公却未能依此而行这些深刻的意义。

       庄存与对《公羊传》首条记载,鲁隐公不书“即位”的独到解释,其意义极不平常,他在乾隆年间学坛中彰显了一种独具的著述宗旨,一种与众不同的新的治学风格。乾嘉时期的学者们竞相以搜集、排比、归纳史料和注释字句作为才力的显示,而庄存与却专重从义理层面阐释儒家经典,以继承发扬董仲舒、何休的义法为宗旨,与盛行的学术路数迥然而异。《春秋正辞》全书分为正奉天辞、正天子辞、正内辞等九类,是按照庄氏所理解的公羊学家法,将《春秋经》重要文辞按类归纳,逐条作出自已的解释。故此,他对《公羊传》开端“元年春王正月”极为重视,称为“建五始”,作为“正奉天辞”的第一项。他重申何休所说,“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同日并建,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且又引述董仲舒《天人三策》所言人君依天意行事,以正朝廷百官,统率万民,四方之内正气充旺,邪气荡清,达到风调雨顺,万民协和,五谷丰登,草木茂盛,四海太平的境地,王道得到完美的实现这番话。这就有力地证明:庄氏的公羊学著作是以董仲舒、何休的学说为根本出发点,利用公羊学来宣扬王权神授、天人合一、君臣名分不可逾越的观点。

       同样重要的是,“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是公羊学说的核心命题,庄存与书中明显地尊奉这些学说,以之作为立论的依据。这些公羊学的核心观点曾经被汉代董仲舒、何休大力阐发,而后来失落了一千多年,“如今重新被拾起,《春秋正辞》中所论,真可谓是两汉公羊学大师在千余年后引起的回响”④。譬如,他以突出的地位论述:“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任何人都不允许有违背于专制王权统一政教的行为。他又引述董仲舒所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对此,庄氏特别加注,说:“此非《春秋》事也。治《春秋》之义莫大焉。”意思是,上引这段话不是《春秋》一书中本有的内容,是董仲舒运用《春秋》大一统观点加以发挥的,在汉代产生了极大作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又如,关于“通三统”,庄氏的解释也有甚为中肯之处。他论述:“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⑤公羊学家根据夏、商、周三代实行“三正”,历法不同,而引申出一套理论:三代分别实行三种历法,新朝建立,就要确立新的正朔,规定朝廷所崇尚的服饰的颜色,说明不同的朝代,制度上必然要有适当的变革。这就是“通三统”,由此引申出“改制”之说。公羊学家还认为,孔子所说殷代对夏代礼乐制度,周代对殷代的礼乐制度,都有继承,又有损益,“改制”的主张正符合孔子“损益”之说。庄氏又引用刘向所称“天命不独私一姓”之说,强调其说之积极意义:正如旧历法沿用既久误差过大即要废除,新的正朔将取而代之一样,朝代也是要更易的,一姓的君王不可能永远不变,“天命”有可能转授别人,让他姓做君王⑥。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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