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七律艺术演变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开春(1981- ),男,安徽寿县人,博士,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宋代诗学。安徽 合肥 230601

原文出处:
中国韵文学刊

内容提要:

黄庭坚七律艺术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熙宁年间是其风格的形成期,七律在各体诗中数量最多。诗人喜用“前后勾连”“并置对举”两种类型的对仗,利用对句句意的流动、变化、跳跃,化板滞为流动。元丰、元祐年间是其七律的成熟期,艺术变化突出地表现为句联间的突转、逆接,章法大开大合。绍圣之后,七律数量锐减,是为回落期,此期七律创作运笔自由挥洒,摆脱了格律束缚。黄庭坚七律艺术演变体现出尊体和破体的辩证结合,破常体而不悖诗体则是其艺术成就的最终体现。


期刊代号:J2
分类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2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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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491(2019)03-0025-10

       黄庭坚的七言律诗,不仅数量众多,且质量上乘,当时就已为人注意。《王直方诗话》曾记有晁无咎的话,说:“鲁直楚词固不可及,而律诗,补之终身不敢近也。”[1](P53)吴可也说:“七言律诗极难做,盖易得俗,是以山谷别为一体。”[2](P335)不过,对山谷七律艺术较为详细的研究则出现在20世纪以后。龙震求、胡守仁、梅俊道分别有专文探讨山谷七律。龙文从炼字、句法、对偶、章法、用事、拗体、用韵等方面罗列山谷七律的具体表现[3],展现了山谷七律艺术的丰富性。胡守仁认为山谷七律在以古入律、形象鲜明、善用事典语典、结构缜密、推陈出新、拟人化、对仗精巧等方面特色鲜明[4],梅俊道则认为风格简劲、章法多变、意象新奇是山谷七律新变所在[5],两文注意突出山谷七律的特点。但有些方面,如意象、形象、拟人等,似乎非七律体式所独有。吴晟《黄庭坚诗歌创作论》一书,对黄诗布局、对仗、句型、修辞等方面进行归纳,对理解山谷七律的艺术手段,也有帮助。[6]白敦仁《论黄庭坚诗》中提及山谷七律,认为其“贯注着古文精神,运单劲之气于偶俪之中,尤致力于拗律,一反律诗装点景物、四平八稳的俗套。”[7]莫砺锋在讨论山谷诗歌分期时,也指出其七律具有对仗追求意远、语气简古生新、诗意单笔直下一气流转等特点。[8]这些观点针对七律的体式特点而发,切中肯綮。但限于论题,都未及详细展开。

       进入新世纪,对黄氏七律的研究更为细致。像刘雄关注山谷的对仗、拗体、语法和句法。[9]付青华专门讨论山谷七律的字法和句法。[10]谈字法,则列举颜色字、数目字、叠词、虚字、词性活用等情况;说对仗,则标出流水对、当句对、正对、反对等种类;论句法,则举错综、兼语、连动、疑问等名目。所论在吴晟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虽不免琐细,但也往往能见山谷七律的苦心。相对而言,朱曙辉专论山谷七律诗句中利用彼此矛盾、冲突的单元,营造出艺术张力的艺术手段。[11]张立荣在比较苏黄七律时,认为黄庭坚七律善用虚字,造成意脉的转折,同时格律拗峭多变,表现出外敛而内纵的风貌。[12]所论集中深入,能由语言形式进入到艺术风貌层面。但这样的研究并不多见。

       钱志熙《黄庭坚诗歌体系研究》、白政民《黄庭坚诗歌研究》两部专著,都重点关注了山谷不同诗体的历时性变化。特别是钱著,专设一章讨论黄诗七律。作者结合黄庭坚七律创作的发展分期,揭示了山谷七律由“常体”到“变体”,再到回归“常体”的过程;把黄庭坚七律,放到唐宋七律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展示了其特点和变迁轨迹。[13](P332)

       从上述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到,黄庭坚诗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但就七律艺术这个领域来说,研究成果不多,和黄诗研究的热闹相比,显得不协调。在这些研究中,山谷七律在语言、对仗、句法、章法、意象、修辞手段等方面的表现得到了归纳。不过,这些分析有的和七律体式特点结合得不紧密,比如修辞、意象等等。有些则停留在语言形式分析的层面,虽有其价值,但和诗歌艺术的把握毕竟是两回事。如何从语言形式层面,深入到诗歌艺术的肌理,有效地解释山谷七律的独特风貌,避免凿七窍而混沌死的困境,尚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

       本文力图将山谷七律独特的审美风貌落实到具体的艺术手段上,从语言、对仗、章法三个方面入手,结合黄庭坚七律的分期,探讨其七律艺术的阶段性变化。

       笔者根据郑永晓《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的分期,统计山谷七律的创作情况如下:

       表1 山谷七律的创作情况
时段熙宁以前熙宁年间元丰元祐绍圣以后
七律数量18971023437
诗歌总量60261704433414

       从简单的统计可以看出熙宁、元丰是七律创作的两个高峰。因此,考察山谷七律,熙宁和元丰无疑是值得注意的两个时段。熙宁之前可以看作是诗歌创作的起步期。熙宁时期,七律不仅数量多,而且占全部诗歌的比重也最大,是作者全力创作七律,初步形成自己风格的时期。元丰、元祐时期,作者创作进入成熟期,七律艺术也在熙宁时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是为发展期。绍圣以后,七律数量减少,比重下降,似可视为七律创作的回落期。下面依次论述。

       山谷七律现存最早的作品作于嘉祐六年(1061),此后一直到熙宁元年他出仕叶县为止,共留存七律18首,占此期全部作品的28%,是比例最高的诗体。可见诗人早年对七律诗体的热心。

       山谷早年诗学,醉心于李商隐、唐彦谦。山谷和义山的关系,朱弁《风月堂诗话》就已经提到:“鲁直……乃独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境。”[14](P112)陈丰则直接指出:“公诗祖杜宗陶,体无不备,而早年亦从事于玉溪生。”①而山谷对唐彦谦的喜爱,也多见于宋人记载。《石林诗话》云:“杨大年、刘子仪皆喜彦谦诗,以其用事精巧,对偶亲切。黄鲁直诗体虽不类,然不以杨、刘为过。如彦谦《题高庙》云:‘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抔’,每称赏不已,多示学诗者以为模式。”[15](P416)《洪驹父诗话》也说:“山谷言,唐彦谦诗最善用事,其《过长陵诗》云:‘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抔,千古腐儒骑瘦马,灞陵斜日重回头。’又《题沟津河亭》云:‘烟横博望乘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皆佳句。”[16](P426)从诸人所记山谷言论来看,山谷对唐彦谦,主要是关注他的对句和用事。而山谷与义山的相通之处,也在“工于锤炼,着重学力”[17](P90)等方面。这种诗学路径,无疑对山谷早年七律多有影响。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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