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公”与“私”

作 者:

作者简介:
浅见洋二,日本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出版过专著《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等。

原文出处:
文学遗产:中文版

内容提要:

文本存在“公”“私”之别,在以皇帝为顶点的权力统制下的中国文学史中,文本编入文集,意味着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这一过程或多或少地受到皇帝权力制约。书简被编入文集的过程,体现了私密文本转向公共文本的过程。从北宋到南宋的苏轼文集编纂中,可以发现,更具私人性质的尺牍与相对具有公共性质的书简正式分离,成为文集辑佚对象,正式登上公共的文集编纂的舞台。苏轼的尺牍(墨迹、石刻)等极具私密性和草稿性质的文本,反映出作者在皇权统制下自觉的避言意识,但它们最终也成为辑佚和文集编纂的对象,进入公共视野,这一现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期刊代号:J2
分类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2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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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作品的文本不能独立存在,其生成、接受、传播离不开人类群体及由之构成的社会。换句话说,文学文本存在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虽然我们很难洞悉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在此笔者不揣谫陋,试从“公”与“私”的角度切入,也就是把文学文本存在的社会圈、关系网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来思考问题。如果分别用一句话来表示,可以说前者是以皇帝为顶点,及在其权力统制下的官僚士大夫群体构成的社会圈、关系网,后者是日常生活中能交流思想、分享心情的亲密友人构成的社会圈、关系网。

       在中国近代以前文学文本的制作、交换、传承过程中,公共社会与私人空间有怎样的联系,又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从这一视点出发,本文主要着眼于北宋苏轼的“书简(尺牍)”作品,并将之与苏轼文集的编纂情况联系起来,对文本的存在形态作一考述。

       一、文集与书简

       首先来确认文集(诗文集)这一概念。文集是诗文作品的汇集,文学作品的集合体,大体分为别集和总集。这里所说的别集,是收录个人文学作品的文集。那么,对于一个个文学文本来说,文集意味着什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文学作品的文本是极其不稳定的。文人创作作品,草稿首先被作者或其周边的亲友保存。然而若放置不管,多数情况下原稿应会散佚。也就是说,这类文学作品还未得到社会的认可,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里有一段记载,展现了文学文本的宿命: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册,第3063页)

       风靡一世的文学大家司马相如,去世后除《封禅书》外,其他作品均散佚。由此可见,文学文本是非常脆弱、极易散佚的不稳定的存在。正是文集给这些文学文本提供了一个面向社会的载体,并使之得以流传后世。换而言之,文学文本之所以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存在,是因为文集为文本提供了安身保全之所。可以说,一个文本最初只是私人领域的草稿,后来通过“文集”,变成了公开面向大众的文学文本,即开始属于公共领域,真正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这种转变过程,大致如下图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在近代以前的中国,所谓延伸在私人领域之外的公共领域,其实是以皇帝(帝王)为顶点,被皇帝的权威、权力所统筹控制的空间范围。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传送输出的文本,原则上都被强制性地要求服从于皇权统制,前文所引的《司马相如列传》的记叙就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本来司马相如的文学作品很可能就此停滞于私人领域,所背负的命运就是消失在社会历史长河中,但是将这些文学作品抽引出来推向社会的不是别人正是皇帝,之后作品才得以流传后世。一般情况下,文学文本只有处于皇帝的统制下,才算真正脱离私人空间,实现向公开领域的转变。

       再次重申,文集是使文本立足于公共空间最好的载体。在司马相如等西汉文人的传记中,还没有明确记载关于文集也即别集的编纂情况。在后汉文人的传记中,才开始出现颇多关于文人著作的收集情况的记载。可以说,后汉时才明确出现了收集、整理个人文学作品的活动。如《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有关于东平宪王刘苍遗留作品情况的记载:

       明年正月薨,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四二《东平宪王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册,第1441页)

       上段文字提到的“集览”是把各种文学文本收集到一起以供阅览。虽然此时别集的名称还未成立,但是收集文本的实际活动已经出现了。

       在上述刘苍传的记事中值得注意的是,皇帝发布诏令把刘苍的文学文本编纂成文集,之后其作品才得以在社会历史中留存。在文集的成立期,上述记事如实记载了给文学文本提供公共存在场所的是皇帝,类似的记事在《司马相如列传》中亦有所见。

       以下,试举六朝及唐代文集编纂之例。作为六朝时的例子,首先来看三国时蜀国诸葛亮的文集编纂情况。《晋书·陈寿传》:“(陈寿)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①陈寿将诸葛亮的作品编纂成集后上奏朝廷。另《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有诸葛亮集的目录,紧接着还录有陈寿将集子呈奏朝廷时的上表。上表中明确记载了陈寿是奉朝廷命令编纂诸葛亮集的②。接着来看南朝宋鲍照的文集编纂情况。《鲍氏集》卷首所附虞炎《鲍照集序》载:

       身既遇难,篇章无遗,流迁人间者,往往见在。储皇博采群言,游好文艺,片辞只韵,罔不收集。(鲍照《鲍氏集》卷首,《四部丛刊》影印毛斧季校宋本)

       鲍照去世后,其作品的文本散落在人间。齐永明年间,文惠太子(后来的文帝)萧长懋命虞炎收集、编纂了鲍照的文集。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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