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语”与“道可道”

作 者:

作者简介:
程乐松,北京大学哲学系。

原文出处:
哲学动态

内容提要:

对于当代中国哲学这种以白话文为书写语言的学术写作而言,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一种文化差异的挑战——作为哲学讨论前提和语境的西方哲学概念体系。这个挑战可以成为考察理性概念的哲学价值的试验田,并由此探讨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而浑然生活世界中的道与理不仅是理性论域中的概念与论证,更是一种融入灵性与体验的生活实践,思想与生活的多层次对应让“不语”和“可道”共生。本文围绕中国传统思想与生活世界中所见的言说方式与体认实践之间的张力,讨论“说”与“说不得”,“言”与“道”之间的共生前提,以说明理性这一概念在中国思想环境中的限制。进而展示一种可能性——理性概念在中国古代思想理解和诠释中遇到的问题可以成为对理性概念的哲学价值进行反思的一个视角。


期刊代号:B5
分类名称:中国哲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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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21

       一 对谈与对视

       近代以来的中国本土哲学研究可以说是基于中国古代经典文献分析的思想重述,其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特别是近代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在概念的规定性和本质与现象的对立预设之上展开的哲学分析及其方法框架,对近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有重要影响。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强调,“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①,与此同时,“其方法,必为逻辑的、科学的”②。围绕着基本概念演进和思想主题变迁展开的思想重述展现出一种双向的距离感——借用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及其内在逻辑对中国传统经典思想阐发模式进行框架建构和重新诠释,从而连接起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思想,然而这种连接本身却形成了西方哲学概念体系和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重述以及传统经典诠释之间的紧张。质言之,在普遍主义与文化主体性之间如何安置中国哲学的“做法与内容”似乎成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将这种状况描述为近现代中国思想在与西方哲学遭遇之后的自我创生和发展趋势,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一状况是否也体现了西方哲学的概念及其界定在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课题时体现的自身限制——它们是否可以适应或完全涵盖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思想实践带来的丰富内涵?而从中国传统思想语境及其实践方式出发考察西方哲学概念的规定性限制,是否有利于我们从更宽泛的意义上重新审视这些概念的哲学价值?

       基于以上的认识,本文从中国传统思想一些特定文本内容的阅读出发,分析其中包含的言说方式及其关于合理性的理解,并且对照西方哲学中所论及的概念内涵,尝试说明中国思想中所见的言说方式与合理性,以激发我们进一步审视某些哲学概念的内涵边界及适用性问题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分析,而是立足于文化差异而进行的一种尝试性陈述,同时,本文也并不指向任何结论,而是提出一个可能的分析视角。

       当然首先,笔者先要陈述在本文中可能面对的理论困难和分析障碍,并以此作为文本阅读及概念对照的前设,从某种意义上说,陈述并不意味着困难解决和障碍消除,而是保持对在这个困难及障碍基础上进行的讨论与分析的限制及可能存在的先在性问题的清醒意识。在本文中,笔者首先要面对的是跨文化的思想传统之间的概念对照问题,不同文化语境的具体文化现象的对比往往可以呈现出各自表述且互相欣赏的理想状态,与此相对的概念对照从一开始就会面对语义和语境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张力。为避免这一问题,笔者采取的解决方案是从文本阅读中对概念进行各自表述式的对照,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进行的是跨文化环境中的思想对视而非对谈。

       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是跨文化语境中的思想叙述需要处理的关键障碍之一。从莱布尼茨到克里普克,本质主义是近代西方哲学书写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定性不仅是形上学,也是命名理论的基石。③在跨文化的语境中,本质主义尝试就不同文化的本质同一性和内在逻辑的连续性进行定义,进而形成关于文化的统一模型或统一本质论述的理论分析。不妨将这样一种理论立场放在广义的理性主义哲学语境中理解,理性主义哲学一般认为在变动和多元的现象背后可以假定一个不变的、唯一存在的、实体化或本体化的终极对象,而理性分析和哲学理解的目标就是发现现象之下的本质。进而言之,哲学思考的价值被限定在一个“现象与本质”二元框架中的一极之上。因而,哲学思考的开放性也就被限制在二元性前设和概念框架之中了,本质同时成为一种“普遍哲学”的判定标准。这一理论分析试图以抽象的概念命名方式消解文化差异,这一进路要么会造成概念的滥用,要么可能产生基于文化误解的理论强权。

       摒弃本质主义和本质主义所蕴藏的内在划一性的追求可以被视作跨文化思想研究的进步之一,哲学分析期待达成的合乎逻辑且可交流的澄明,与其说是一个结果,不如说是不断展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断从思想及其言表上接近澄明,而不是得到与可观察的现象相对应的本质。不同文化语境由此被合法地纳入哲学分析之中,在接近澄明的过程中,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论理及其背后的思想方式可以相互对视和观察,在对视与观察中拓展对自身的理解。

       我们应该明确,对视不是对谈,对谈的基础并不仅仅是一种开放的态度和对本质主义的摒弃,还需要一个前提——对基本概念及问题意识界限的共同界定,并且通过这种界定为不同思考方法提供共同的分析与表达场域。我们会发现的一个有趣现象是:概念的清晰界定不仅是哲学分析的起点,也是哲学分析的终点。与此相对,哲学争论的起因可能不是分析方法的差异,而是概念及其界定上的各自表述带来的区隔,这些概念往往是哲学思考中涉及的最基本的观念和思考工具,概念上的混淆使得对谈的双方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着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各自表述。这种情况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思想交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不同文化语境之间的对谈往往会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语境化的概念使用习惯以及基于不同文化环境的“前理解”造成我们通俗称之为“鸡同鸭讲”的状况。这种状况并没有影响我们对哲学分析基础的严格要求——概念内涵及边界的澄清。回到我们此前强调的对视而非对谈的立场上,以概念内涵及边界的澄清为手段,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即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使用的概念可以成为彼此的对照物,从而得到关于特定概念内涵及其哲学价值的拓展。值得注意的是,概念内涵及其边界的澄清即使在同一个思想传统中展开都可能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一些在思想发展历史中非常重要的概念。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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