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匹配与中国产能过剩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利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电子信箱,wulixue@sina.com,北京 100836;刘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电子信箱,liucheng1353@163.com。北京 100028

原文出处:
经济研究

内容提要:

根据中国项目招商的特点,本文将产能形成看作地方政府与投资企业的匹配行为,利用搜寻—匹配模型阐明产能过剩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收益分配比例超过其对项目匹配贡献强度,而且这种收益—贡献的不对称性越强产能过剩越严重。同时,本文利用行政审批改革作为地方政府收益—贡献比例差异的代理变量,检验了以上理论结论。实证发现,地方政府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可以显著提高产能利用率,并且中心设立时间越长、层次越高则效果越强。分行业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政府收益—贡献不对称在高国企比重、高垄断性、重工业和严重过剩行业的影响更为突出。本文为产能过剩成因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最优产能判别给出了理论基准,为调控政策提供了新的微观基础和工具选择。


期刊代号:F10
分类名称:国民经济管理
复印期号:2019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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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痼疾”,对经济健康的危害越来越突出,但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江飞涛等,2012;冯飞等,2014)。因此,只有找到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根本原因、阐明其形成机制,才能辨证施治、标本兼治,从而实现药到病除。

      从关于产能过剩的既有研究来看,对其成因分析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视角。首先,产业组织和企业动态的观点提示市场经济也可能出现产能过剩现象。例如,新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在位企业会储备部分冗余产能以遏制潜在竞争者的进入(Dixit,1980;Tirole,1988)。而企业动态理论指出,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过程面临不确定性,而过度自信会导致它们倾向于提供高于市场需求的生产能力(Malmendier & Tate,2005;徐朝阳和周念利,2015)。其次,基于中国的所有制结构,部分学者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特别是预算软约束导致的数量扩张倾向,是造成中国产能过剩的关键原因(张维迎和马捷,1999;魏后凯,2001)。最后,更多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为了GDP和就业等目标,利用市场分割和要素扭曲等方式来干预企业行为,从而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周黎安,2004;江飞涛等,2102;杨其静和吴海军,2016)。

      这些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产能过剩的认识,但对于中国产能过剩的解释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特别是对其内在的形成机制阐述不够深入和明确。产业组织观点认为只有具有市场地位的大企业才会形成过剩产能,而企业动态观点仅能解释新兴市场的潮涌现象(林毅夫,2007)。虽然从国有产权的视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某些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行业产能更为突出,却不能解释部分行业非国有企业产能过剩也很显著的事实,特别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普遍短缺和当前某些强计划行业的供给不足问题。地方政府干预理论确实捕捉到了地方政府这个导致中国产能过剩的关键力量,但是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的投资补贴和由此导致的产能过剩具有“行业选择性”,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产能过剩没有随着地方市场分割的弱化而减弱。例如,从该理论出发,地方政府行政审批的减少会降低区域内企业投资成本(通过减少企业负担或增加补贴),应当会恶化当地产能过剩状况,但实际情况却是相反。

      在我们看来,要深入探讨中国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关键是认识其特殊性。与一般市场国家以周期性为主的产能过剩相比,中国产能过剩程度更为严重、行业更为广泛,而且更有长期性和反复性。特别地,纵观中国产能过剩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和不同行业的表现,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产能过剩表现最为突出的既不是计划程度非常高的地区和行业,也不是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地区和行业,而是那些处于“不完全的市场化状态”的地区和行业。在这些领域中,地方政府和市场中的企业都对行业发展非常重要,也都从行业发展中获得巨大收益。例如,纺织和家电行业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20世纪90年代前期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当时这两个产业都处于从计划向市场转轨阶段,也是很多地方经济的“主导产业”。但此后,这两行业改革程度不断提高,基本实现市场配置为主,却再没有出现过大规模产能过剩。再如,本轮产能过剩表现突出的钢铁行业,实际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市场化改革后,才改变了以往的产能不足状况,而近年来改革仍很不彻底,产能过剩情况也愈演愈烈。

      基于这一观察,我们尝试从地方政府和企业互动的角度来分析中国产能过剩的成因。根据中国项目招商的特点,我们将产能形成看作是地方政府与投资企业在招商项目市场中的匹配行为。我们假设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之间和各个企业之间都是竞争性的,某地政府和进入企业都对行业产能形成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也都从中获得收益。在此基础上,我们借用标准的搜寻—匹配模型(Pissarides,2000)阐明:当且仅当市场参与者对项目投产的贡献与其项目收益分配比例一致时,行业产能才是最优的;当政府收益分配比例超过其对项目匹配的贡献强度时,行业产能就会出现相对过剩;而当企业收益分配比例超过其对项目匹配的贡献强度时,行业产能则会相对不足。

      为检验本文的理论结论,我们利用地方政府行政审批改革这一政策冲击,将不同地区地方政府行政审批改革的时间和强度作为其收益—贡献比例差异的代理变量,并使用2001-2012年30个省市自治区19个制造业行业的产能数据,估计了地方政府收益—贡献比例差异变化对各行业产能过剩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政府收益—贡献比例差异下降会显著降低该省制造业产能过剩率,设立审批中心可以提高产能利用率10%以上,设立时间增加一年则利用率提高约2.5%,中心类型提高一个层次则产能利用率提高2%以上。分行业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地方政府收益—贡献不对称在高国企比重、高垄断性、重工业和严重产能过剩行业的影响更为突出。这充分说明政府的项目收益—贡献不对称性对行业产能过剩率的重大影响,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前面分析的理论机制。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从理论上给出了最优产能的判别基准,能够解释为什么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行业都会出现产能过剩,以及它们如何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而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分析说明了行政审批改革等市场化改革能够缓解而不是加剧地区产能过剩的内在机制,补充和修正了以往地方政府干预理论对产能过剩的解释偏差。①当然,本文理论的前提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现实非常切合,一方面它需要经济体制处于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过程,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对地区经济具有很强干预动机和能力。因而,它可能不适用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也不适用于那些地方政府缺乏行为能力的转轨经济。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以下政策含义:首先,本文理论表明当地方政府不直接干预经济时,市场竞争会使得政府和企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与收益大体匹配。换言之,只有通过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也包括产能不足)问题。其次,本文理论分析也表明:(1)项目开发和投资成本越高(低),均衡产能匹配数量就越少(多);(2)园区与企业之间关系越稳定、项目市场前景越好,实际产能对最优产能的偏离程度就越低;(3)企业技术进步或者市场需求增加都会提高项目产出,而市场萧条或者中央政府税收提高都会降低项目(可分配)产出。因而,中央政府也可以根据各地区各行业的产能状况,采取一些相机决策性短期政策。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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