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性加速”转向“结构性减速”源于产业结构吗?  

作者简介:
杨博(1992- ),女,山西临汾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王林辉,赵景,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利用1990-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框架,从要素数量和要素质量双重维度,引入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分析结构性因素对要素产出弹性和技术效率的影响,解释要素弹性逆转的成因和验证结构红利假说。实证研究发现:(1)产业结构是引起经济增速变化的原因,“产业结构工业化”诱致经济“结构性加速”,而“产业结构服务化”导致经济呈现“结构性减速”特征。(2)结构性因素一方面以改变技术效率方式作用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与要素耦合改变要素产出弹性,是要素产出弹性发生逆转的主要因素。(3)产业结构演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且具有阶段性特征,在经济加速阶段,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在经济减速阶段,产业结构合理化所能带来的增长红利空间收窄,对生产率的作用逐渐让位于高级化。


期刊代号:F10
分类名称:国民经济管理
复印期号:2019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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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8)05-0065-15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经历了两次加速:第一次加速为1990-1992年,GDP增速由1990年的3.8%骤增到1991年的9.2%,1992年又飙升至14.3%;第二次加速从2000年开始,经济步入新一轮加速阶段,经济增速由2000年的8.4%迅速恢复至2007年的14.2%,1990-2007年间平均经济增速为10.6%。然而,进入2008年后,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为9.6%,低于1990-2007年的平均值,此后出现逐年下降态势。诸如2015年经济增速“破七”,低至6.9%,2011-2015年间平均经济增速仅为7.8%,远低于之前两次加速时期速度。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将中国经济增速的这种变化称为“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转变[1-2]。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历程,从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转变是许多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普遍出现的现象,如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均发生经济减速现象: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英国病”,成为发达国家中最低经济增长率、最高通货膨胀率和最高贸易赤字的国家;法国在1980年有17375家公司破产,1980-1987年工业年均增长率仅为0.5%;意大利伊利、埃尼和埃菲姆三大国营公司1974-1984年连年亏损,政府对国营企业的巨额补贴导致1970-1982年意大利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由3.5%上升到11.9%;荷兰经济也在2000-2005年经历了短暂的萧条和复苏。袁富华使用Mitchell和Maddison的历史统计数据库,观察了12个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轨迹,发现发达国家经济出现“钟形”增长趋势,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完成,发达国家普遍经历了经济增长减速阶段[3]。Maddison研究发现韩国20世纪80年代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增长动力丧失,1979-1988年GDP年均增长率达10%,而90年代GDP年均增长率下降到6.3%[4]。

      为什么中国与相关国家会出现类似的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方向转变呢?许多文献尝试解释中国及其他国家经济增速经历的结构性变化原因。一方面,文献研究从生产要素视角入手。Jorgenson将经济增速变化归因于要素投入,使用修正后的索洛余值法发现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由52.4%提高到96.7%,如果计量足够精确,经济总产出几乎全部可以用总要素投入解释[5]。李玉红等认为,稳定的市场经济不同,转型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除要素投入外还受技术进步和企业演化导致的资源重新配置影响[6]。类似地,Fagerberg认为新兴产业技术进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速的作用不明显[7]。与之相反,有学者认为由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引起的结构性加速本身就蕴含着减速隐患,资本积累、劳动力增长和“干中学”效应都呈现为倒U型曲线,经济减速是由于经济逐渐发展到资本积累速度下降、人口红利消失和“干中学”技术进步效应消减的“三重冲击”叠加阶段,加之要素弹性逆转、制造业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不足、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因素共同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趋势[1-2,8]。

      另一方面,大量文献关注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产业结构是经济周期性变动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很多学者尝试从产业结构演变视角解释中国经济“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的转变。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可以追溯到Lewis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工业化过程中,在工业部门高劳动生产率决定的高工资吸引下,农业部门过剩的“零值劳动人口”流入工业部门,二元经济融合为一元经济,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加速的唯一途径[9]。Denison将二元经济论发展为“结构红利假说”,生产要素由生产率较低的部门流入较高部门时,整体经济总生产率超出部门生产率加权和余额的部分即是产业结构优化贡献[10]。Peneder认为由于技术进步和主导产业的依次更替使得资本和劳动等要素发生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从而带动社会生产率的提高[11]。Singh发现韩国制造业在1970-1980年期间受益于结构红利,而1981-2000年结构红利失效[12]。袁富华认为两次工业革命使得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由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涌入生产率更高的工业部门,而工业向服务业转变引起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作为经济减速的原因,可以解释85%的经济减速[3]。孙广生发现工业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尤其是冶金工业、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工业、建筑业等重工业的景气波动与宏观经济景气波动有强烈相关性,宏观经济波动是各产业波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风险分散”效应[13]。李玉红等将“结构红利假说”应用于产业内部,发现工业内企业淘汰过程使高效率企业占比增大,总生产率提高[6]。除此之外,产业结构变动还会影响社会的生产结构、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从而决定经济增速的快慢。

      伴随制造业产能过剩和经济结构转型,作为“就业压舱石”的中国服务业迅猛发展,第三产业相比第二产业比例不断攀升,在“十二五”末期第三产业已占据主导地位,产业增加值达到总产值的50.4%,服务业就业占比达42.4%。通常服务业发展具有高就业比重和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特征,中国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比值不断加大使得中国面临结构性减速成为必然。日本与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在城镇化率达到70%之后才开始下滑,中国结构性减速的特殊性在于,经济减速发生在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且城镇化率仅有57%的低水平阶段。如果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急于求成,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会对国民福利提高产生巨大影响。因此,重新审视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原因,厘清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速的动力效应和影响机理尤为迫切。现有文献多从单一视角,重点关注资本积累速度、人口红利变化和技术进步效应,从要素弹性逆转角度或从结构性因素考察技术效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获得迅猛发展,人力资本投资迅速增加。同时,技术进步出现新的变化趋势。然而,现有研究并未重视新增要素与原要素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差异,尤其缺乏从要素数量与质量双重维度考察要素弹性逆转和经济增速结构性转变的原因。基于此,本文将利用1990-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框架,结合要素数量和质量双重维度及引入结构变量,分析其对要素弹性和技术效率的影响,并解释要素弹性逆转的成因,检验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深入剖析中国经济由“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阶段转变的原因,同时,进一步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维度,分阶段考察产业结构变迁在经济“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过程中对我国经济增速转变的动力效应,检验结构“红利假说”。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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