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宏观因素如何影响社区和自愿组织中社会网络关系的产生

作者简介:
罗伯特·E.弗兰里(Robert E.Freeland),伊丽莎白城州立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不平等、社会心理学等;G.罗宾·古吉尔(G.Robin Gauthier),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家庭社会学等;林恩·史密斯-卢文(Lynn Smith-Lovin),杜克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网络、社会心理学等。

原文出处:

内容提要:

研究者一直担心人们之间的社会网络连接可能会减少。他们尤其担心一直以来被视为民主国家融合基础的市民社会的结构、社区和自愿组织中的社会连接关系将会减少。很明显,个人层面的互联网使用与关系联结的减少并无关联。本文主要想探究互联网普及率和其他国家特征等宏观层面上的因素是如何影响社区和自愿组织中的社会连接关系的。我们利用2001年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数据,检验了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变量(不平等、国民财富、城市化和互联网普及率)是如何影响社区与自愿组织这两个互动中心产生关系联结的可能性,而它们正是市民文化发展的关键。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几乎没有宏观层面的特征因素影响邻里关系的建立。不平等降低了自愿组织内产生关系的可能性,而互联网普及率实际增加了这一可能性。阶层结构居中调节了互联网普及率对于自愿组织中关系产生的一些影响。


期刊代号:LC2
分类名称:社会学评论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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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麦克弗森,史密斯-卢文和布利斯尔(McPherson et al.,2006)发现,美国近二十年来紧密关系的社会网络规模越来越小时,学者们随即聚焦于研究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对于这一变化的影响。但是相关研究很快表明,在个人层面上,线上连接实际上与大型的网络规模而非社交圈的萎缩联系在一起(Rainie and Wellman,2012;Wang and Wellman,2010)。如果互联网的新技术会对社区、市民文化和社会资本产生影响,那么相较于个人层面,它更可能在社会层面上发生作用。本文将主要研究互联网普及率和社会结构这些宏观层面的因素对于社会网络关系的影响。

      社会网络对于个人和社会都很重要。个人的社会网络提供了获得社会资本的渠道,而社会资本又提供了广泛的劳动力市场资源,包括获取就业机会和职业流动渠道(Lin,1999;Portes,1998)。多样化的社会联系也有利于提供此类渠道(Granovetter,1973)。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网络都具有多样性。理解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来源对于社会分层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者们发现了可预测社会网络构成的若干要素,包括:性别(Marsden,1987;Smith-Lovin and McPherson 1993;McPherson and Smith-Lovin,1986)、民族(Lin,2000)、教育程度(McPherson et al.,2006)、收入(Pichler and Wallace,2009)和职业地位(Lin et al.,1981)。

      更普遍地说,社会网络连接对于社会而言更为重要。桥接型连接产生了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合作性行为,起到了社会整合的作用(Putman,2000,2002)。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建立社会连接可以促进社会团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增强社会体制内部的信任。

      现有研究发现了一系列能够预测友谊关系的个人层面的要素,但却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个人嵌入其中的宏观结构的特征。尽管有研究论证了国家特征对塑造个人的社会网络构成具有深远的影响(Esping-Andersen,1990;Firebaugh,2003;Moller et al.,2003),但除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De Graaf and Flap,1988; and Haller,1990;Letki and Mierin,2015),几乎没有研究检验宏观因素是如何影响社会网络构成的,少数的跨国研究则仅仅关注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区别( and Lehtonen,2006;Pichler and Wallace,2009;Stauder,2014)。因此,本文旨在利用2001年国家社会调查项目(ISSP)中社会网络模块的数据,检验19个国家中五个重要的宏观国家特征即不平等、国民财富、城市化、互联网普及率和阶层定位,是如何影响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

      本文在综合了布劳的宏观结构理论(Blau,1977)、麦克弗森的关系生态学(McPherson,1981)和费尔德的互动焦点理论(Feld,1984)的基础上,运用了结构性的方法。我们将检验在社区和自愿组织两个社会领域中,宏观结构特征是如何预测社会关系的存在的。这一方法意在解释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网络的形成,且其重点在于个人所处的环境特征如何决定其互动机会。朋友的选择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网络构成建立在个人层面的选择上,环境因素则决定了关系建立的潜在对象和这些关系的性质。从人口统计层面上来说,自愿组织比社区或工作单位具有更高的异质性。这一差异明显地体现在这几类组织的社会网络关系中。因此,友情关系的来源对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的供给和市民文化中潜在的社会整合都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介绍布劳的宏观结构理论和费尔德的焦点理论,并就“社会网络资源是如何在不同社会领域中产生差异的”这一问题进行文献回顾。然后我们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社区和自治组织两个领域中,对宏观结构要素预测关系建立可能性的方式提出假设。研究结果发现,不平等、国民财富、城市化和互联网普及率这些国家层面上的特征对于社区邻里关系的影响有限,而对于自愿组织中的关系具有更大的影响。阶层定位对于两个领域的社会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并在调节不平等对社会关系的影响中具有重要作用,在调节互联网普及率对社会关系的影响中具有较前者稍弱的作用。此外,本文也将讨论各社会领域中友情关系的构成是如何对社会不平等产生影响的。

      二、友情关系建立的结构性制约

      布劳在其宏观社会结构论中表示,虽然友情的建立需要个人的选择,但是个人嵌入其中的环境特征决定了其潜在的交往对象和互动机会。布劳将社会结构概念化为一种按照年龄、民族、教育程度或职业等社会人口要素多维划分的人群分布(McPherson,1983,2004;McPherson et al.,1992;McPherson and Ranger-Moore,1991)。同质性原则表示,相似的人之间更有可能建立社会关系,因为他们可能处于相同的制度环境中,具有相同的经历、背景和观点(McPherson et al.,2001)。群体规模、异质性和不平等等结构性特征都会对群际交往产生影响:异质性增加了群际交往,而不平等减少了交往(Blau,1977;Blum,1985;McPherson and Smith-Lovin,1987;Sampson,1984)。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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