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美学: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作 者:

作者简介:
路新生,浙江师范大学 历史系,浙江 金华 321004 路新生(1952- ),男,安徽萧县人,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原文出处:
河北学刊

内容提要:

“历史美学”具有两重内涵:用美学的视角看待历史,其要义在“以人为本”,将“历史”还原为“人”的历史。这里的“人”,并非一空洞的概念,而是指有鲜活的心灵活动,有思想语言,有动作,血肉丰满,归根结底具有人性的“人”;用审美的眼光审视历史学,注重史家的“思想”、历史叙事的方法、历史书写的格局。判断一部史著的文野高下,应当以其是否把握并运用了“美学”之相关原理为圭臬。


期刊代号:K1
分类名称:历史学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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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8)06-0053-12

       本文提出“历史美学”这一概念,读者很容易心生疑窦:“历史美学”这个陌生的概念究竟意谓着什么?它在学术的规定性上有没有确切的内涵?的确,读者的这个疑虑,是本文必须解答的最重要同时也是最难解答的问题。为此,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美学”与“历史学”相互关联的研究史。

       近代以来,关于历史学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学术界一般认为,海登·怀特的《元史学》是西方有关“历史美学”研究的先驱性代表作。然而,怀特虽论及“历史的诗学”、“历史分析的语法、句法”、“历史意识的美学”等,但就思想的深刻性、表述的准确性来看,其有关“美学”的论述并未超过康德、叔本华,尤其是逊色于黑格尔的《美学》(三卷四册)。康、黑、叔等的思想体系中可用以审视历史和历史学的许多精彩论述,怀特未合理利用。对于发达程度远远超迈西方的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左传》、《史记》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美学”思想,怀特不知就里未置一喙;至于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幾《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刘熙载《艺概》中远早于西方、成体系的关于历史叙事与历史书写的具有“美学”意味的论述,怀特更视而不见,他无力涉猎,因此不可能对其作“历史美学”的丝毫解读,这当为怀特《元史学》最大的不足与缺憾。

       从中国美学发展史来看,20世纪初,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这样一些学术界精英将“美学”(Aesthetik)这门西方隶属于哲学的学科引进国门①,至今已百余年,对中国文学与艺术的发展和进步给予了巨大推动。自从将美学引入文学、戏剧、影视、绘画、建筑等领域后,催生了文学美学、戏剧美学、影视美学、绘画美学、建筑美学等新学科。

       然而,自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启动“史界革命”,拉开中国史学“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序幕后,百余年间中国史学界虽有将历史学与美学相互勾连的零星论述,但数量极少,且未成体系。以下对近8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极简略回顾肯定挂一漏万,却足以证实以上论断:胡适于1921年8月在与顾颉刚的一次谈话中曾提出,“一方面是科学——严格的评判史料,一方面是艺术——大胆的想象力”,史料不够齐全,“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了”[1](P431)。1930年,陈寅恪在评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时也强调历史研究当具“了解之同情”以及“艺术家的眼光与精神”,并指出:

       吾人今日所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2](P247)。

       史料不足,“想象力”可资倚靠;以“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审视历史,这都带有“美学”的方法论色彩。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荫麟作《历史之美学价值》一文,姜蕴刚著《历史艺术论》一书,是为探讨“历史”和“艺术”相互关系问题的专门论著。钱钟书的《谈艺录》作于1948年,其中亦不乏用美学眼光剖析史著者。当然,无论是胡适、陈寅恪还是张荫麟、姜蕴刚、钱钟书均未提出,更未使用“历史美学”概念。

       1949年后的前30年,对“历史”和“艺术”关联性之研究为数极少。直到1980年代以前,国内学术界仅有钱钟书《管锥编》及周谷城《史学与美学》、《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探讨了历史学与文学艺术的关联度问题。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在讨论历史学属性时偶有论及“历史”与“艺术”之关系者。例如,朱金瑞、周国柱《论历史的审美特性》,王少卿、朱金瑞《历史美学论要》,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许苏民《历史的悲剧意识》,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陈新《二十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两个阶段——从对narrative的解释看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演进》,李洪岩《史蕴诗心——浅论钱钟书的史学观念》等。但以上论著基本上还处在探讨历史学“本体论”或“认识论”的层面。从“功用论”、“目的论”的视角切入,即从史学建设的高度触及引美学入历史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之研究极为罕见,更不用说使用“历史美学”的概念,以“历史美学”为衡骘之圭臬,审视历史、评价史著,定其善恶,决其高下的历史美学“实践”了。

       近代以来直至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历史学始终作为意识形态工具而存在并壮大。特别是1949年后的30年间,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急功近利的“工具论”理念,致使学人根本没有“鉴赏”的闲定心境或雅趣去欣赏历史和历史学,这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和美学“井水不犯河水”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但疑问并非没有。值得一问的首先就是:历史学和美学不相关,这究竟是因为二者原本就不可以因此也就不应该发生关联呢,还是因为中国史学界从来就没有想过,或者说至今还不曾深切地体悟到借用美学的慧眼去审视历史和历史学呢?史学理论家柯林武德在谈到黑格尔唯一的“史学专著”——《历史哲学》时所给予的评价并不高,认为该书“是黑格尔著作整体上的一个不合逻辑的赘疣”。相反,他对黑格尔的《美学》赞赏有加,认为这部著述是“历史方法上的革命的合法成果”(重点号为引者所加)[3](P182)。这表明,至少在科林伍德看来,历史学在方法论上是可以而且应当与美学相结合的。黑格尔也承认,他的《美学》是在“检阅人类生存的全部内容”[4](P122),即审视了人类“全部历史”以后的产品。在谈到何种“美的艺术”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艺术”时,黑格尔指出,“真正的艺术”应当“和宗教与哲学处在同一境界”,能够“成为认识和表现神圣性、人类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只有这样,“艺术才算尽了它的最高职责”。又说:“美的艺术对于了解哲理和宗教往往是一个钥匙,而且对于许多民族来说,是唯一的钥匙。”[4](P10)黑氏这两段话可以启发我们作两点思考:(1)艺术既然在成为表现“人类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方面应与宗教、哲学“处在同一境界”,那么,美学与宗教、哲学是有关联的。成为表现“人类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艺术、宗教与哲学能够肩负如此伟大的使命,历史学是否也应责无旁贷地追求这种“担当”?在探讨“艺术”何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时黑格尔认为,那是因为艺术体现了“历史中统治着的永恒力量”。但是,将“历史中统治着的永恒力量”展现给世人,这难道不首先是“历史学”的本分与职责所在吗?根据黑氏上述观点,我们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应当与美学相关联。(2)美学对于了解哲理和宗教“是一个钥匙”,“而且对于许多民族来说,是唯一的钥匙”。黑格尔这里的“许多民族”,只能是指“历史地”形成的许多民族。换言之,按照黑格尔的论断,倘若缺乏美学眼光,也就无法理解哲学和宗教,更无法理解“历史地”形成的“许多民族”。以此,“对于许多民族来说”,美学与历史学的关联性也就甚至超过了它和宗教、哲学的关联性。所以,在《美学》第1卷中黑氏就径以“从历史演绎出艺术的真正概念”作为“艺术美的概念”一节下的一个标题来使用[4](P69)。黑氏的学术实践由此已将美学和历史学结合在了一起。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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