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绿色化”与环境法典的调适

作 者:

作者简介:
吕忠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窦海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出处:
中外法学

内容提要:

应对环境保护的需要,民法典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其传统。但是民法典仍应坚守其固有特质,对其“绿色化”应有限制。在民法典之外,需要依靠环境法律规范提供更为全面的综合保护。我国目前环境法律规范已经蔚为大观,但缺乏体系建构,对环境法治产生诸多不利影响,需要对其进行体系化。对我国而言,法典化是环境法律规范提升政治影响和发挥实际效用的最佳途径。环境法规范的法典化与民法典不同,囿于其变动性和不成熟性,应以“适度化”为宜。民法典与环境法典应当实现对生态环境的“共治”:一方面,民法典通过妥当地融入环境保护理念以实现其应尽的环保功能;另一方面,环境法典通过相关规则的设置以实现与民法典整体的无缝衔接。


期刊代号:D413
分类名称:经济法学、劳动法学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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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球演化史上,人的生存有两种方式。一是作为生物体的人,必须从自然环境中获得基本生存条件,同时作为生物圈的组成,与自然进行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其生存要依赖清洁的空气、水等环境要素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①这是人的生物性生存方式;二是作为社会的人,必须从自然环境中获得劳动对象、工具和成果并与他人形成合作体共同创造财富,其生存要依赖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关系的各种形式,这是人的社会性生存方式。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民法主要规范人的社会性生存方式,环境法主要规范人的生物性生存方式。这意味着民法与环境法不仅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而且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协调性,否则将会影响人类的健康生存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②在中国,利用民法典编纂契机,使民法典应对现在以及将来的环境问题挑战,已成为环境法学者和民法学者的共识。③在《民法总则》的制定及对《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单行法进行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学者们的愿望正在逐步实现,不仅在民法总则中规定了“绿色原则”,而且将在民法分编的编纂中考虑将其具体化为各部分的规则。但是,“绿色化”与民法基本理念——自治精神多有抵牾,因此对民法典的“绿色化”究竟到什么程度,是必须直面的难题。在民法典之外,环境法规范为生态环境提供了更为综合、更为全面的保护,这些规范应当以什么形式表现以及是否可以进行法典化,是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民法典编纂也为制定“绿色法典”④提供了挑战与机遇,使得我们有必要在讨论民法典的“绿色化”的同时,进一步研究民法典与环境法典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自由”是民法典所展现的核心价值,⑤它保障了法典规则体系的内在统一与协调,使具体规则的演绎能顺利进行:首先,对主体而言,民法典假定了自由的人,他们是被抽象出来的社会之中的“平均人”,无个体差别。对于这类人,即使双方之间存在因社会经济地位等所致的实际悬殊,在法典面前也是一律等同。对自由竞争引发的结果差异,民法典持中立态度,适用优胜劣汰规则。其次,对行为而言,“自由”要求民法典保障个体最大程度采取主观行动,实现其意愿,在具体方面体现为所有权自由、合同自由、婚姻自由、遗嘱自由等。最后,对后果而言,体现为责任自负。这是自由主体自由行为的必然结果。民法的自由具有消极性,用于排除外来的不当干预,并不要求主体积极追求与实现自己的权利,与公民人文主义要求公民积极参与各种共同体决策的积极自由相对。

      然而,不受限制的自由往往带来诸多极端的负面效果。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当代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经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罔顾生态规律、漠视自然的权利和价值、经济至上、狭隘的人本主义运动、不考虑资源配置可能付出的环境代价,弊端已充分显现。比如横贯民法体系的法律行为,民事主体基于其自由意志实施法律行为,法律确认并保障主体的自由。此外衣下所进行的废弃物交易或资源使用权转让,往往伴随着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后果。还有作为民法基石的所有权理论,强调主体享有独占、排他的对世权。将自己的土地用于储存有毒废物或者砍伐生长于此的林木,他人不得干预。这些个体行为的总和不仅严重危害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危及其基本的生存环境,而且导致地区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条件退化,引发大范围的生态失衡,加剧灾害风险和生态危机。

      社会利益日益彰显,迫切要求改变对民事主体自由的放任,并对其进行一定的约束和限制。现代社会的民法典已经很难独尊“自由”,而漠视其他社会价值。私法自治的观念开始顺应社会法理的要求,并对自由内容进行修正,使其受到公序良俗的限制。⑥事实上,范式民法典本身就内置了体现其他重要社会价值观念的规范。我国民法典一方面应坚持以“自由”作为基本价值和构成性原理,另一方面在对法典体系不造成重大冲击的前提下,应多关注其他价值理念在民法中的适用。

      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以由公序良俗基本原则所延展。该原则以其巨大的灵活性、包容性处理着现代市场经济中发生的各种新问题,在协调各种利益冲突、保护弱者、维护社会正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对社会的妥当性考虑,还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要求,都可以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道德作为现代社会公序良俗的基本内容。⑦人与环境的关系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公共利益关系,将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纳入公序良俗范畴无可争议。

      在生态环境良好、没有突出环境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种适当的扩展解释方式。但是,当今中国,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国家提出绿色发展新理念,并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环节。这就需要采取更为直接的方式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民法典,以利于公众理解,便于在民事活动中进行直观识别和具体贯彻。基于此,《民法总则》第9条直接规定了“绿色原则”,⑧规定民事主体开展民事活动应当保护生态环境,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确立为一项独立的民法原则,通过直接的方式要求民事主体开展民事活动需履行保护生态和环境的行为义务。较之《民法通则》以及其他国家的民法典,这是《民法总则》的创新性规定。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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