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禀赋结构理论下金融法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的革新

作 者:
刘辉 

作者简介:
刘辉(1984- ),男,四川三台人,厦门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博士研究生。福建 厦门 361005

原文出处: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金融禀赋结构理论认为,反映实体经济要素禀赋的最优金融结构是金融发展的核心中间变量。只有实际金融结构与最优金融结构相符,金融体系的功能方能实现最大化。为此,金融法必须恪守最优金融结构理念,将最优金融结构作为引导金融立法和金融法律运行的指挥棒和试金石。最优金融结构理念在金融法原则上的映射是金融市场优先原则,要求国家在进行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将金融结构作为调控和监管的中介目标,保持对金融市场机制的充分尊重和敬畏,自觉维护和保障金融市场最优金融结构,以达到国家对金融市场的最优干预绩效。金融市场优先原则包含金融市场干预比例原则、金融市场理性假定原则和金融调制综合协调原则等三大子原则。


期刊代号:D413
分类名称:经济法学、劳动法学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DF4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205(2018)05-0107-(013)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在金融法研究中,注意到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我国学者深邃洞察到国内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的现实,多年来力创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以期实现引导金融要素和资源的全面、高效和公平配给,深化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促进金融公平和金融普惠并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之终极目的。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相应出台了海量的金融发展战略和举措,并辅之以“一行二会”等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力推的各种金融优惠政策和措施,但现实结果却是,我国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依然不容乐观①。

      理想和现实的反差实际上对理论和实务界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传统的金融法学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进路是否陷入了某种“陷阱”?换言之,一直占据金融法学研究主导地位的、割裂实体经济本身禀赋结构之变迁对金融结构影响和互动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就金融体系论金融体系的孤立的研究方法是否陷入了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上的危机?

      传统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金融深度而非金融结构。但以新结构经济学为基础的金融禀赋结构理论则认为,经济的发展与金融结构以及金融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不同经济体以及同一经济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总是存在着与之相契合的、“一对一”的、能够较好地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优金融结构。同时,政治、法律渊源以及当政者的理念等等都可能左右和改变最优金融结构从而导致其偏离,影响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及其互动。

      笔者认为,法律不是万能的,金融法没有能力“生产”出一种适合一国经济发展的最优金融结构,但金融法作为经济法的分支部门,其对于纠正金融市场失灵和实际金融结构相较于最优金融结构的非理性偏离具有重要的功能性价值。基于此,本文从金融深化理论到金融结构理论的范式演绎及其对金融法研究的法哲学启示入手,从金融法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两大层面,论证金融禀赋结构理论下金融法基础理论的革新,以期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治发展之道。

      二、从金融深化理论到金融禀赋结构理论:金融法基本精神的升华

      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呢?以这一命题为核心的理论被称为金融发展理论。在金融发展理论中,R.I.Mckinnon and E.S.Show的金融深化理论和Goldsmith的金融结构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倡导的金融禀赋结构理论则进一步指出,最优金融结构是金融体系功能最大化的关键因素。金融禀赋结构理论对金融法的基本精神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从金融深化到金融禀赋结构的理论演绎

      早在20世纪70年代,金融深化理论的倡导者R.I.Mckinnon(1973)和E.S.Show(1973)即认为,经济的发展与金融部门紧密相关,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的现状,要根除金融抑制对经济发展的束缚,必须把国家发展的政策核心定位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上来。[1][2]Stulz(2001)从公司金融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也证实,在健全完善的资本市场以及市场主体的风险呈现出中性特质的前提下,投资机会是否有价值是由利率决定的,所有有价值的投资机会均会被发掘。对公司的投资项目来说,由谁(即到底是由银行还是由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笔者注)来提供投资无关紧要。[3]世界银行经济学家Thorsten Beck,Asli Demirgüc-Kunt,Ross Levine and Vojislav Maksimovic(2001)的研究证实,是金融深度而非金融结构最终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结构对于理解和解释经济增长、产业表现以及公司扩张并没有帮助。[4]准确地讲,无论是银行主导型还是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国民经济并没有发展更快,金融依赖型的产业也并未以更快的速率扩张,新企业设立并未变得更容易,公司获得外部融资之机会未见增加并且也未见更快发展。因此,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金融深化,与金融结构无关。

      然而,金融结构真的与经济发展无关吗?换言之,以银行或者证券这两大金融体系组成要素为主导的金融结构不会影响经济发展中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吗?Raymond W.Goldsmith在其1969年出版的专著“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中,采用金融相关率(FIR)为主要分析工具的研究结果表明,伴随经济水平的增长,在所有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银行资产相较于其他金融机构资产的占比呈现下滑趋势。这间接证明金融结构实际上对经济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5]银行导向型金融结构的倡导者Allen and Gale(2000)认为,市场总存在信息不对称,而银行能够以固定成本获取信息,然后以较低的边际成本分摊给其客户,从而帮助客户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信息。同时,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在监督管理者和促进资源配置以及技术创新方面存在缺陷,而银行可与客户签订隐性契约,从而解决在不熟悉的证券交易中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6]18市场导向型金融结构的倡导者Raghuram G.Rajan and Luigi Zingales(2003)则提出,尽管银行导向型结构可以提供更为保险的融资形式,但其是以减少获取金融机会为成本的。与银行导向型金融结构相比,当市场以及公司更加规模化、公司运营更加正规、法律实施和透明度更优时,市场导向型金融结构更有优势。[7]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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