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遵循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祖云,哲学博士,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社会治理创新,既要符合社会生活常理,也要符合社会发展常识。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和人性化是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遵循。基于“重叠性”理论视角分析所反映出的香港社会结构分化及功能专化程度明显高于内地的现状,内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一方面应顺应社会结构分化的趋势推进社会组织的多样化发展,另一方面应顺应社会功能专化的趋势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分析所反映的香港与内地法治化进程的不同及内地法治化有更多社会拖累的现状,内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应注重改善并培育滋养法治健康成长的社会土壤,必须根治权力任性、资本贪婪和人情绵缠这三个顽疾,必须根植平等意识、规范意识和程序意识这三种意识;基于“现代性”理论视角分析所反映的香港社会已经现代化而内地社会正在现代化并正在经历现代化“恶果”较为集中且频繁发生的社会转型期的现状,内地社会治理的人性化应通过同时加大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供给来防止“毒奶粉”“毒疫苗”等触犯道德和诚信底线的社会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期刊代号:D01
分类名称:公共行政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 C911;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8)06-0168-09

       在当下中国社会,社会治理创新的提法似乎成为一种时髦。笔者以为,社会治理创新,既要符合社会生活常理,也要符合社会发展常识。因此,笔者曾经就“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创新”这一问题发表拙见[1](P29-35)并做客讲座[2]。在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这一问题上,中共十九大报告不仅直接提出了社会治理的社会化和法治化,而且多视角多层面地描绘并指出了社会治理的人性化。

       笔者认为,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及人性化,既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遵循。由于香港是现代化的先发地区而先行经历了社会转型,而内地是现代化的后发地区且正在经历社会转型,因此,从内地与香港比较视角探讨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遵循,对于内地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下面初步探讨三个问题:一是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社会化;二是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法治化;三是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人性化。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社会化

       笔者曾经认为,在社会发展研究方面有三大著名理论:一是依据生产力状况特别是科学技术状况不同将前后相继的人类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二是依据生产关系状况特别是生产资料占有状况不同将前后相继的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公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和公有制社会;三是依据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内的社会结构状况不同将前后相继的人类社会划分为传统社会、转型社会和现代社会[3](P4-6)。由于上述三种理论是分别从不同角度解读人类社会发展,这三种理论实际上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所谓社会现代化理论,就是上述第三种理论。社会转型与社会现代化这两个概念均来自这一理论,其本质都是揭示人类社会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不同的是前者注重过程,后者强调走向。其实,社会现代化理论是基于将前后相继的人类社会划分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起初并没有转型社会这一提法,这一提法其实来自著名社会学家金耀基教授的研究。金耀基教授曾经描述转型社会的三个特征[4](P66-67):一是异质性,即转型社会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杂然并存的社会;二是形式主义,即转型社会是现代因素有其名不完全有其实的社会;三是重叠性,即转型社会是社会结构的分化与不分化及其功能的专化与普化相互重叠的社会。

       上述第三个特征即重叠性表明,传统社会是社会结构不分化及功能普化的社会,现代社会则是社会结构分化及功能专化的社会,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就是其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及功能不断专化的过程。依据这一理论视角,仅从结构分化角度看,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至少可以划分为结构尚未分化、结构正在分化和结构较为分化三种类型。作为现代社会的中国香港显然处于结构较为分化的状态,而作为转型社会的中国内地显然处于结构正在分化的状态。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内地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社会结构分化及功能专化程度较为低下。产生这一社会状况的原因,不仅因其社会发展程度不高,而且还因其实行的是政府包揽一切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失去活力和动力。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针对这种体制的弊端而展开的:首先开始的经济方面的改革围绕建立充满活力的市场化治理体制而进行,改革的基本取向是政府让权于市场;随后进行的社会方面的改革围绕建立“社会福利社会办”[5](P4-7)的社会化治理体制而进行,改革的基本取向是政府分权给社会。

       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改革,实际上是在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展开:

       一是在社会宏观结构层面表现为有些社会治理职能不再由政府完全承担,即从政府为主体的一元化治理模式向政府为主体、政府为主导、政府为指导的多元化治理模式转变。这里,政府为主体的社会治理是指政府直接进行的社会治理,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治理是指政府只是提供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的社会治理,政府为指导的社会治理是指政府仅提供政策指导的社会治理。

       二是在社会中观结构层面表现为有些社会治理职能不再完全由社会职能组织或单位承担,即社会治理模式从“单位办社会”向“社会办单位”转变。所谓“单位办社会”,就是企业办社会、学校办社会、机关办社会等社会现象的总称,是指就业者所在单位在给其就业者个人提供工作机会的同时,还给就业者个人及家庭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存型、发展型及享受型福利。“单位办社会”显然是社会发展及社会分化程度不高的表现,将其社会职能剥离给社会是社会转型的大势所趋。

       三是在社会微观结构层面表现为有些家政管理职能和家务劳动事项不再由家庭承担,而是外包给社区服务机构或中介服务组织。这一变化不仅是为了适应社会结构的分化及功能的专化,也是为了适应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结构的核心化。

       与内地社会处于结构正在分化的状态不同,香港社会在宏观、中观及微观结构层面均处于结构较为分化的状态。这里撇开宏观和微观不谈,仅从中观结构层面比较香港与内地社会结构分化程度的不同。笔者认为,在中观结构层面,香港与内地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不同的一种最直观表现就是高校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模式不同。如果说香港是“社会办学校”,其高校与社会是一种有机联系状态,那么内地还是“学校办社会”,高校与社会还没有完全摆脱机械联系状态。尽管随着内地“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推进而使其“学校办社会”的程度逐步降低,但“学校办社会”的负担仍然较重:香港高校是社会办食堂,内地高校则还是学校办食堂;香港大学校园只有师生个人寝室,内地大学校园除师生个人寝室外还有教师家庭住宅;等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观结构的不分化。结构的不分化必然影响其功能的专化,也就是说,高校社会负担过重必然影响其专项功能即教学和科研功能的发挥。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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