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管理学40年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振明,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福建 厦门 361005

原文出处: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中国公共管理学是一个伴随改革开放伟大脚步成长起来的特殊学科,改革开放是该学科恢复与重建的强大催化剂和动力;中国公共管理学经过40年发展,已在学科建构、知识增长与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成就卓著,但问题与挑战不少;新时代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亟待公共管理的创新研究,而“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则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科未来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期刊代号:D01
分类名称:公共行政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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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8)04-0047-08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年的光辉历程,举国上下、各行各业正在以各种方式举行纪念活动,学界也不例外。与此同时,当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以及高校“双一流”(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方兴未艾,势头强劲。公共管理学是一个伴随改革开放伟大脚步恢复与成长起来的特殊学科。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公共管理学者们更有必要回顾本学科四十年的发展轨迹,评价成败得失并总结经验教训。这“既是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1]。

       一、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兴起及其动因

       作为典型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综合性与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领域,是由公共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演变而来的。公共管理学科以公共事务及其管理为对象,研究公共组织特别是国家或政府组织的体制、结构、功能和过程及其环节。它注重如何应用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科学知识及方法来解决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问题,目的是促进公共组织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因此,公共管理(学)可以界定为一个研究公共组织尤其是国家或政府如何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而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学科。”[2]

       公共管理涉及众多学科分支或主题领域。从二级学科或专业设置的角度看,1996年公布的我国管理学门类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设行政管理、社会保障、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土地资源管理五个二级学科或专业(2012年修订增加了一个二级学科——公共政策)。从学科分支划分的角度看,多年来我主张将公共管理划分为公共组织理论、政府改革与治理、公共政策分析、财政预算与管理、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公共部门战略管理、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公共部门管理伦理、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管理、领导科学、危机管理(应急管理)、社会管理(社会政策)、公共服务管理、公共管理与法律、比较和国际公共行政、数据管理与研究方法、政府间关系、政府工具、司法行政、政治管理等20个相对独立且成熟的学科分支或主题领域。

       中国具有悠久的治国理政的研究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夏商周的国家或政府形成之时,古代中国为全人类创造了极为丰富的国家治理或政府管理的思想遗产。而作为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学在中国的出现也几乎与西方同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尤其是美国)行政学诞生之初,该学科就传入我国。一些学者翻译出版了《行海要术》、《行政学总论》和《行政法撮要》等西方的行政学及行政法著作。[3]美国著名的政治学与行政学家、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倡导者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Frank J.Goodnow)曾一度(1913.5-1915.8)来华担任袁世凯的宪法顾问。但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行政学作为一个学科才算在中国落地,张金鉴的《行政学的理论与实践》(1935)、江康黎的《行政学原理》(1936)这两本教科书的出版可以视为象征性的标志;①一些高校(例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等)也先后在政治(学)科系中开设了行政学课程。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曾建立了行政学院,开设过行政学课程。[4]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该学科作为完整学科专业在中国大陆曾一度中断。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5]

       响应邓小平同志的号召,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了恢复与重建中断几十年的政治学及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后来的公共管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张友渔、周世逑、夏书章、邱晓等老一辈政治学与行政学家为政治学与行政学的恢复奔走呼号。例如,周世逑早在1981年就发表了《一门被忽视了的学科——行政管理学》的文章,呼吁在我国恢复重建行政管理学[6];并在1982年第3期的《社会科学》上发表《试论行政管理的系统分析》一文,倡导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的行政管理。夏书章1982年初则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建议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文章的结尾说:“要搞好现代化建设事业,就必须建立和健全现代化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和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包括行政立法)。这样,我们就需要社会主义的行政学和行政法学。所以,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该文被学界当作中国行政学恢复的象征性标志之一,并认为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它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开启了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新篇章”。[7]另外,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在1985年第1期的《政治学研究》上也发表了一篇题为《行政管理科学是大有发展前途的》的文章,认为这是“社会科学中很重要的一门学问”,强调要“重视”、“扶植”这个学科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学界与政界为行政学的“补课”而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典型的事件包括:1982年2-6月,中国政治学会委托复旦大学开办行政管理学讲习班,培训了本学科的第一批师资,参加培训班的不少学员成为我国行政学教学与研究的骨干;1983年8月,中国政治学会在济南举行政治与行政体制研讨会,对政治学与行政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198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劳动人事部在吉林省吉林市召开全国行政科学研讨会,对行政科学研究与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点的行政管理学,并提出建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筹建国家行政学院的建议(后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国家行政学院分别于1988年、1994年成立);1984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国改革开放后首部行政学著作《行政管理》(周世逑著);1985年3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行政管理学》(夏书章主编、刘怡昌副主编)的教科书;1985年7月,《中国行政管理》(月刊)正式发行。1986年,行政学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一个二级学科正式进入我国研究生培养的专业目录之中;1987年,党的十三大做出了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战略决策;全国行政管理教育研究会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也分别于1987、1988年成立。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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