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哈欠”的意识形态生成  

作 者:

作者简介:
苏典娜,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师(100875)。

原文出处:
世界美术

内容提要:

安德鲁·所罗门于1993年12月19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评论文章,成为了美国在1990年代初期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鉴于当时的特殊社会、历史环境,以及《纽约时报》自身的国际影响力,这篇文章,包括其封面和标题,被认为促使意识形态和市场共同推动了中国当代艺术在北美的热潮。倘若我们打破对《纽约时报》的概念化判断,转向个案的抽丝剥茧,将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思考相关的问题:这样的新闻观察是如何生产的呢?所罗门的文章有些什么观点?所罗门的本意真是如此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观察呢?因此,本文重点分析所罗门所发表的封面批评的写作缘起、个人经验、知识来源,以及《纽约时报》的“哈欠”到“吼叫”的“变形记”的图像传播与标题争议,剖析其意识形态的知识生产过程,分析“哈欠”与“吼叫”存在的合理性与问题。


期刊代号:J0
分类名称:艺术学理论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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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海外介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史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国外起初更多是从艺术市场角度进行介入这个领域,致力于当代艺术的海内外推广与联络。一些西方观察者长期驻扎或往返于中国,撰写中国艺术的评论文章,或以展览实践的方式,描述他们所看到和理解的中国文化、艺术与社会。美国亦在此时介入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推广和研究之中,特别是因一些早期重要的媒体报道、展览而产生了与中国当代艺术的互动。其中,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于1993年12月19日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①(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的《不只是一个哈欠,而是解救中国的吼叫》(Not Just a Yawn But the HOWL That Could Free China),成为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

      在该期的杂志封面上,刊登了一张方力钧的名为《系列二(之二)》的作品,并设有文章标题《不只是一个哈欠,而是解救中国的吼叫》。由于《纽约时报》发文的特殊社会、历史环境,以及报刊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所罗门1993年这篇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介绍性评论标题和文章,被很多国内批评家和学者认为是代表美国官方声音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或者是体现了美国观察者的普遍偏见与西方中心主义,或者认为是体现了意识形态和市场共同催化了中国当代艺术在北美的热潮。②由此,一个打着巨大哈欠、百无聊赖的光头人像,在我们以往的批评经验看来,被赋予了美国评论者的政治想象力,成为了一个文化上具有反叛精神的人物。类似的这些美国观察,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些包含了“局外人”“西方中心主义”的想象与误读,体现了西方关于中国当代艺术“事实”的扭曲。但是,倘若我们忽视了这些阐释和批评的观点及其所产生的语境,这也是对美国观察的一种误读与偏见。

      然而,其实标题与文本观点并无直接联系,而是新闻遭遇了商业资本运作下的现代媒体“标题党”待遇。根据笔者2016年对所罗门的邮件采访和2017年在纽约的面对面访谈,所罗门都不认同这样的标题观点。他不认为中国需要被拯救,为此十分懊恼,曾多次与编辑交涉,但正如大多数美国的记者和作者一样,他没有标题的决定权,他最终只能做出妥协,将内文标题改为《他们的讽刺与幽默(和艺术)可以解救中国》(Their Irony,Humor[and Art]Can Save China),并且仍然表示不满意,因为在他看来,那不是呐喊,认为中国不需要被拯救,即使假设需要拯救,也不是通过当代艺术来拯救。

      一、“哈欠”的知识来源

      结合所罗门的著作自述与笔者的邮件及面谈采访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纽约时报》记者来到中国之前,曾经在英国、苏联等国家学习、生活过。作为“无处可去的”犹太人后裔,所罗门从小有着“要有处可去”的生活信念,而犹太裔家庭教育(包括其母亲对犹太身份的厌恶,对美国年轻人参加二战的支持而对越战十分反感,而美国政府不管正确与错误,都会把美国年轻人送到国外打仗,促使他思考自身的文化认同身份,美国的政策与不同的国家文化)与天生的同性恋倾向,也使得所罗门认为“去往可以真正是外国人的地方,可能会分散人们对我亲密本质的差异性的注意力”,③而驱使他一直游走世界,去了解不同的国家,并由此做出自己关于这些国家的判断。1983年,所罗门与父母到过中国,而在耶鲁大学本科学习期间,他学习了中国传统绘画,以及班宗华教授(Richard Barnhart)的中国艺术史课程。所罗门选择来中国之前,并不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情况,只是相信可能会像他在苏联一样遇上有意思的前卫艺术家。对中国当代社会与前卫艺术的兴趣,延续了他对异国文化的长期关注,也是基于对莫斯科前卫艺术的报道和研究经历,并基于一种对异质文化下他者身份的认同,试图作为独立的媒体人和研究者,从常规的叙事中转向多样化的观察。

      根据《亚洲艺术评论》(Art Review Asia)杂志创始人和主编林昱的文章介绍,所罗门在当时名列“中国艺术文件仓库”(China Art Archives and Warehouse,简称CAAW)组织的西方记者采访团队之中,④并成为当时欧美媒体竞赛中的获胜者,率先发表了《纽约时报杂志》上的《不只是一个哈欠,而是解救中国的吼叫》这篇知名长文,而德国《明星周刊》(Stern)的摄影师托马斯·福瑟(Thomas Fuesser)的图片报道,因杂志社的流程和编辑对选题的冷漠,错过了在欧洲国家的发声机遇,致使德国摄影师将当时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封存起来,直到2009年在香格纳画廊北京空间的《借‘中国当代艺术’之名》(Stolen Treasures from Modern China)四人展览上才得以公开展示。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涉及到一场简单的媒体“旅行团”和媒体商业竞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涉及到的是在19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海外观察形象生成的“文化圈子”问题,以及中国当代艺术现象的复杂性。

      在访谈中,所罗门提及共同策划德国柏林世界文化宫“中国前卫艺术”展览的另一位德国策展人、艺术家与批评家施岸迪(Andreas Schimid),如何帮助他向他推荐中国的艺术家朋友。所罗门并没有见过施岸迪本人,是通过在德国柏林的朋友了解到施岸迪与戴汉志所策划的“中国前卫艺术展”,并与施岸迪电话沟通。所罗门到中国第一天所拜访的方力钧的德国前妻米莎(Michaela Raab),正是由施岸迪所介绍,米莎又将所罗门引荐给栗宪庭,开启了所罗门对中国当代艺术复杂叙事的新认知;同时,施岸迪为所罗门提供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在1993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信息,并引荐了茀兰女士(Francesca Dal Lago),这位女士为他到中国拜访艺术家提供给了帮助。同时,在美国的朋友都向他引荐科恩夫人(Joan Lebold Cohen),后者是最早研究与经营中国当代艺术的美国人;在纽约的朋友,为所罗门介绍了亚历山大·孟璐(Alexander Munroe),当时孟璐是作为精通日本艺术的专家,对中国艺术亦有所研究。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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