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城乡关系发展与当下面临的问题

作 者:
蔡禾 

作者简介:
蔡禾,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访问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

原文出处: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发展大致分为计划性二元结构关系、市场性二元结构关系、城镇“反哺”农村城乡统筹发展、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四个阶段。当下城乡二元结构不平等的主要特征是城乡户籍身份中的“二重权利”和城乡要素流动中的价格“双轨”。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就必须夯实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期刊代号:LC2
分类名称:社会学评论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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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重视城乡关系发展,毛泽东的“工农并举、城乡兼顾”思想,邓小平的“城乡协调发展”思想,江泽民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思想,胡锦涛的“工业反哺农业、城镇支持乡村”思想,习近平的“城乡一体”“城乡融合”思想,代表了对建立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思考和追求。但是由于复杂动荡的国内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等因素,新中国城乡关系的实践出现了一个起伏变化的过程,梳理这一过程的阶段性及其特征,认识当下城乡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对于实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至为关键的。

      一、城乡关系发展的阶段与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发展大致可以分为计划性二元结构关系、市场性二元结构关系、城镇“反哺”农村城乡统筹发展和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四个。

      (一)计划性城乡二元结构关系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百废待兴的农业大国,如何实现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转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集中力量发展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为此,国家在农村建立了一个以集体经济为基础,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农业户籍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三者为支柱的农村经济社会体制。在城镇,建立了一个以公共财政为基础,城镇户籍制、票证制、“单位制”三者为支柱的城镇经济社会体制。这两个系统是相互分隔的,二者之间的要素流动要通过国家计划配置,要素流动是建立在“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镇”这一方针基础上,由此形成了计划性城乡二元结构。经由这一阶段,国家从计划性二元结构带来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中获得资金,初步建立起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工农业产值结构也从解放初期的30:70的农业为主结构转变为72:28的工业为主结构(彭晓伟,2019),社会主义新中国稳稳地站立了起来。

      但是,计划性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明显的城乡不平等:农业发展投入不足,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农民收入增长极为有限,农村面貌依然封闭落后。从1953年到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5倍,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仅增加1.74倍;从1957年到1978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从162.5元扩大到209.8元。①虽然工农业产值结构从30:70的农业为主结构转变为72:28的工业为主的结构,但全国城镇人口仅比解放初期增长7.28%,城镇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相比而言,城镇人口生活在一个由国家托底、覆盖面广泛且有保障的体系中,农村人口则生活在一个由集体经济托底、覆盖面有限且缺乏保障的体系中。

      (二)市场性城乡二元结构关系阶段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事业。在农村,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被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被政社分开的乡政村治体制取代,农村户籍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约束被解除。在城镇,政企分离使企业成为自主招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政社分离使“单位制”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走向社会化,捆绑在城镇户籍上的就业和消费品供给机会被取消。由此,各种要素开始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农村走出了单一产业的困境,城乡商品经济活跃;农民工成为城镇化发展最主要的劳动力资源,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的状况得到改善;城乡居民收入都得到快速增长。但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各种要素流动在城乡之间是不均衡的。现代工商业与传统农业在经济效益上的巨大落差导致了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各种要素主要向城镇流动,城镇对各种生产要素产生了巨大的虹吸效应,出现了从计划性城乡二元结构关系向市场性城乡二元结构关系转化的新的城乡不平等。

      虽然有几亿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但他们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职业稳定、收入水平、社会保险等方面明显与城镇劳动力存在差别;土地是农村参与工业化、城镇化最重要的资源,但是农民不能从土地市场获得公平的收益,土地不能成为他们自身实现市民化的资本;商业化改革后的银行机构变得逐利化,而农村经济的高风险、低收益性,农村信贷的强政策、弱市场性的特征促使金融机构对农村信贷更为谨慎,结果一方面农村发展的资金投入不足,另一方面从农村揽获的存款大量投入到城镇。从1978年到2002年,农村信用社的信贷差是4万亿元,从2003年到2010年上升到12.63万亿元(陈俭,2017)。在这一阶段,人民公社承担的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被转移到村民委员会,税收之外的“三提五统”成为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大大加重了农民负担。

      在市场体制转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镇”依然是城乡关系的主要特征,计划体制下城镇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剪刀差”获取的“支持”转变为从生产要素向城镇低价流动的“剪刀差”中获取支持。在这一阶段,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比值,经历了1978年到1984年城镇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展开这一短暂时期的缩小趋势,从1:2.57缩小到1:1.83,很快又扩大到2002年的1:3.02,反而超过了1978年。②

      (三)城镇“反哺”农村、城乡统筹发展阶段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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