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分析落伍了吗?  

作 者:
张静 

作者简介:
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

原文出处:

内容提要:

回应结构分析面对的挑战,本文试图说明,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社会学解析逻辑,结构分析深入历史经验现象,完成了从系统演绎到事实证明的转向。这表现在分析焦点的转移:从静态抽象到现实变迁、从前设关系到新角色涌现、从环境确定性到内生偶然性、从逻辑推断到经验证明,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本文举例若干研究文献,展现上述推进及其理论含义。


期刊代号:LC2
分类名称:社会学评论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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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要问,社会学提供的最有价值知识是什么?我认为,不是有关具体议题的结论,而是一种思维逻辑:结构分析。社会学提出了不少社会议题,但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民族学、宗教学、人口学、人类学及社会保障学同样可以做到;社会学有大量理论探索,但哲学、伦理学、神学、法哲学、政治哲学也在这么做;社会学关注过程案例和生命历程,但史学和文学讲的故事往往更生动;社会学运用大量的量化数据,但经济学、统计学、信息工程学、计算社会科学也是如此。社会学向不同学科学到很多,但也回赠了它不可替代的贡献:所有学科,如果想要了解社会现实对人类行为发生的影响,它们一定能从社会学的结构分析中获得启发。

      比如,为什么有一种声音被人听到,有一种见解得到重视,能够成为制度法律或社会政策?结构分析不是停留在声音和见解的具体内容上,而是挖掘言者的社会身份特征,分析其所言和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力量的关系,揭示触发这些声音见解能够成为知识权威的机会结构。还比如,为何某现象在某地、某时发生?结构分析不是锚定单一起因,而是关注现象背后系统化、组织化变量的推动。只有那些汇入了历史大势的、具有关键影响作用的、与公共及群体关联的共性因素,才被结构分析重视。他们相信,事件背后一定具有结构意义,对结构变化有影响的才可称得上是事件(张弛,2020)。要挖掘一系列现象的成因及其社会后果,非得具备结构性思维不可。

      一、系统演绎与事实证明

      作为一项经典的分析逻辑,结构分析面临很多挑战。广为流传的批评之一是还原论:在(帕森斯)著名的AGIL(调试、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系)框架中,行动彻底消失,由于每个子系统裂变为四个次系统,并遵循同样的系统逻辑,这一理论框架没有给行动者及其能动性留出多少空间(李钧鹏,2016)。系统演绎把结构设想为独立于人的变量——它是外在于人、约束人、剔除了行为和观念的抽象物。然结构僵死,人则灵活,为什么人非得按照结构(规则)行动?存在这样的人吗?由这样的抽象物组成的社会真实存在吗?

      不得不说,也许早期的结构分析的确如此,它曾依赖理论推演,追求形式均衡的美感,但挑战激励了进步,现今的结构分析,已经不再满足于抽象演绎,而是涉足于经验现象和行动实践。最近几十年来,结构分析已经聚焦社会现象本身,通过人和组织的行为认识结构的存在。对于结构分析者来说,结构早已不是抽象演绎的,而是实践活动证明的,是由人的约定和行动组成的。比如,市场合约是一种结构,它界定了有关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关系;角色行为也是一种结构,它通过他人的社会预期显现,不存在没有人的角色,社会结构依赖不同角色的共识和关系维持获得巩固。对于这些新的结构分析,还原论的指责,如同“皇帝的新衣”,似来自施加者的想象,他们对结构分析的了解,还停留在帕森斯时代。

      另一个常见的批评是静止论:“结构的隐喻意味着稳定,结构只能解释社会生活怎样变为与之协调的组成部分,而对这些部分如何变革不予讨论。结构论往往认为,变化在结构之外,例如历史终结或观念衰落,都来自系统外部施加的影响”(休厄尔,2012:122)。在这种批评看来,结构分析只适合处理稳定和协调现象,但对冲突和变迁的理解缺乏优势。果真如此吗?即使从概率上看,结构分析处理的冲突和变迁议题,也大大超过稳定议题。有关变迁的社会结构研究,都在揭示撼动社会发生结构变化的历史动力,比如合伙人制的出现、新组织生成研究,主题都是结构关系转型,对于变迁“不予讨论”已经是过去式。

      但这些批评促成了一种刻板印象:结构分析过时且很旧,给新的学习者带来无比踌躇:我会不会显得僵化古板?担心“形象不新”,作为一种思想负担蔓延,使社会学似乎正在失去对宏大主题的关注和曾经的厚度。这种放弃和价值错置,在于用抽象演绎、而非事实证明的视角误判结构分析,如果把结构限定为抽象的系统演绎,就难以看到大量历史经验研究对于结构分析的推进。

      系统演绎与经验证明的差别,表现在从逻辑需要出发还是实践经验出发,追求系统均衡还是发现并解释转型、涌现和突破。系统演绎的结构分析,意在讨论给定条件中的行为选择问题——人如何适应环境,但没有解答新的角色、行为、组织和关系结构的出现问题——它们为何以及怎样出现?系统演绎的结构分析受到生物学思维影响,将一系列组织角色和关系形态的出现——比如,“银行,科学机构,国家,政治等组织”,视为选择性进化,属于已有物种的形态转化(Padgett and Powell,2012),而不是性质不同的关系、组织和结构创生。在系统演绎中,更新如同出生,虽是新的但却有母体,类似于从有到有的换代,不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在这种理解下,组织创新理论……从未指向组织化的行动者本身。他们只阐释已经存在的组织如何演化及生存,不关心新组织的出现、重新组合排列、以及对后继走向产生的关键性影响(Padgett and Powell,2012)。不关心影响,可以解读和阐释,但很难真正进入解释,这是旧与新的结构思维表现出的不同取向。

      新的推进基本结束了旧的结构理解,因为它使结构分析限于停滞,妨碍其捕捉丰富实践的敏锐能力成长。如果把眼光放到现实世界,不难发现很多系统演绎的标准结构已经发生质变,不断出现新的社会“物种”。比如,十三世纪的国家形成和金融资本主义组织,十四世纪的公司合伙人组织,十七世纪的合资公司组织,十九世纪的政党组织……都是在经济、政治、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全新角色(Padgett and Powell,2012),所以谓之新,是因为历史上未曾有过同样性质、角色、关系、使命及作用的组织,它们给社会带来的结构性改变,对于今天具有重大意义。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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