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志》经典化进程中张衡的文学成就

作 者:

作者简介:
汪春泓,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出版过专著《史汉研究》等。

原文出处:
文学遗产:中文版

内容提要:

在两汉一流文士接受《汉志》背景下,以刘向、刘歆、扬雄、桓谭、班固以及王充作为参照人物,有助于察看张衡如何在《汉志》规训下,形成其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及文章风格。这有利于我们寻找《诗》《骚》源头影响下中国抒情唯美文学发展之路径,进而梳理其在两汉承传有序之脉络。


期刊代号:J2
分类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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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章学史所显示张衡的崇高地位

       《文心雕龙》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之“六艺略”“诸子略”和“诗赋略”,因而《文心雕龙》之文献及思想实依托于《汉志》,这是不争的事实。徐复观《〈文心雕龙〉浅论之二——〈原道篇〉通释》指出:“由‘鸟迹代绳,文字始炳’起,至‘晓生民之耳目矣’止,为第二小段。此段乃说明文字出现以后的‘文’的演进情形。演进至周公而六经已经大体形成,演进至孔子,则‘镕钧六经’,‘道之文’由此而完全实现于人文之中,以成为尔后文学的总根源,及最高的准则。”①此人文谱系端赖文献以传世,刘勰论文重“通变”,若要拯救文弊,人文传统正是其如山如海之依傍。而传统为何物?传统如何固定下来?《汉志》则在其间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流派著作及思想观念诸方面,《汉志》所包含的刘向、刘歆父子所著《别录》《七略》,对中国士人之知识结构、意识形态“镕冶成范”,可谓沦肌浃髓,产生了无与伦比之影响。

       作为文章学史研究重要参照,《文心雕龙》具有“发踪指示”之功,观照史上作家,据此可以为之准确定位。东汉张衡地位崇高,影响深远,自然也凸显于刘勰学术视域中,今人可以借助《文心雕龙》以求佐证。

       《文心雕龙》共计有十三篇谈及张衡之事迹与写作,此指《正纬》《明诗》《诠赋》《杂文》《史传》《论说》《奏启》《神思》《体性》《通变》《比兴》《夸饰》及《才略》篇。关于张衡道德、文章,刘勰均有所评述,且作正面之肯定,此亦反映刘勰关注张衡。在文章学史上,张衡承前启后,光照千秋。陆机《遂志赋序》曰:“张衡《思玄》……《思玄》精练而和惠,欲丽前人,而优游清典,漏《幽通》矣。”②可谓尊崇备至。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之《张河间集》题辞云:“东汉之有班张,犹西汉两司马也。”③这是认为张衡足以与班固比肩,二者乃东汉文章家之标杆人物。再按《文选》和《玉台新咏》,关于张衡作品,《文选》卷二有其《西京赋》一首,卷三有其《东京赋》一首,卷四有其《南都赋》一首,卷一五有其《思玄赋》一首,卷二九则有其《四愁诗》四首④;而《玉台新咏》则收录张衡《同声歌》一首、《四愁诗》四首及其《定情歌》一首⑤。上述文献珍视张衡的文章学之成就,证明张衡知性与感性均衡发展,堪称震古烁今之一流人物,若以古观古,亦启示今人不可忽视其人之存在。而如何估量张衡于文章学之意义,则需要以学术史眼光来分析判断。有感于我们对张衡的理解、认识迄今尚不透彻,颇流于表面,故而窃以为研究张衡,亦亟待返归文章学史发展之路径,加以辨章、考镜,方能切中肯綮,揭示其人其文之荦荦大端。

       二、《汉志》影响下的两汉文章家的知识结构与思想观念

       后人若要了解张衡之学术和撰述,需要联系其前后时代士人来加以观照。因为文章和学术发展自有其内在逻辑,越是学者型作家,受其治学影响则越深,个人很难突破时代局限,却多为时代思潮所裹挟,张衡也概莫能外。清人徐昂发撰《畏垒笔记》卷一“后身”云:“《商芸小说》载张衡死日,蔡邕母始怀孕,二人才貌甚相类。人云:邕是张后身。”⑥所谓后身,盖指后人酷肖前人,从合乎情理来看古人这种说法,实乃就二者思想、学术之一致性而发。

       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云:“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杨、班俦也。”(《文选》卷五二,下册,第720页)按此篇文字,身处汉末转折点,曹丕所言暗含对前代文学范式的总结。即使应运而生,七子也并非空无依傍,还是要上溯扬雄、班固和张衡、蔡邕所铸就的文章典范,从中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对证点,而七子中王粲和孔融正是前后汉文学的赓续和发展。

       按扬雄(前53-18)、班固(32-92)、张衡(78-139)、蔡邕(133-192),依照年序排列,计算此四子出生之年,扬雄与班固相去八十五年,班固比张衡长四十六岁,而张衡则早生蔡邕五十五载。从扬雄诞生到蔡邕谢世,其间约二百四十五年,恰与中国学术系统化之进程同步,文学传统由此而逐步确立。然则学术之系统化,恰与文章学范式之确立存在着对应关系,对此需要在相对宽广的时代背景、文化语境中展开讨论。

       东汉王充(27-约97)结撰《论衡》,正是反映当时学术、思想嬗变的重要旁证。关于王充是否曾经“受业太学”,亲炙班彪,徐复观表示怀疑,认为此纯属王充杜撰⑦。然而,考察王充在《论衡》里所呈现的知识结构、思辨特征,却反证徐氏所言有谬,事实上,会稽上虞恐难以孕育出王充之学。王充乃得东汉主流学术之预流果者,当与其学习经历有关。试想,假如未曾求学于京师,王充如何能够超越凡俗,以至臻乎东汉思想之奇峰?

       谢承《后汉书》之《班固传》残篇云:“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儿必记汉事。’”⑧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班固时年十三,王充也年仅十八,王充面对班彪,如此称赞其子,似有托大之嫌。可是进入《论衡》一书之内部,今人却发现王充学风与京师太学十分吻合。此说明虽然王充与班氏父子关系之近疏今人已不可考,然而,王充深受京师太学藏书和学术氛围之熏染,则毋庸置疑。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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