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腴辞云构”:西汉大赋虚拟空间的语言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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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丹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
文学评论

内容提要:

“腴辞云构”本是《文心雕龙》中形容《七发》之语,亦可用来概括西汉大赋虚拟空间的语言艺术。这种虚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意在经营虚构空间,即赋中的空间本身就并非人间实景,而是通过文学想象所建构的世界;另一类是原本在写人间实景,却采用多种修辞手法,将之虚拟为幻境。于是,看似凿实有征的齐楚猎场、天子苑囿,实则子虚乌有;反之,看似天神纷出的场景,不过是形容君臣列队。这两种手法表面区别很大,实则又有同质的一面。它们都利用了大赋特有的语词联类艺术,在文本中建构了静态与动态相交织的多种空间形态。


期刊代号:J2
分类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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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光潜曾说:“诗本是‘时间艺术’,赋则有几分是‘空间艺术’。”①西汉大赋中的山水风景,大多并非来自赋家的写实或直描,而是通过艺术手法铺张而成的空间,含有一定的虚拟性。其中有一类空间,是虚拟出来的地理景观、方位或者某个物事聚集的小世界;还有一类空间,则是利用多种修辞方式将之描写成恍惚若在云间仙界,将现实空间进行虚拟化。这些虚拟相关的空间感,是赋家通过语词艺术凝结于文本以后实现的,而且这些语词的来源,不少可以追溯到其他经典文本。因此,说西汉大赋中的山水风景是一种文本风景,殆不为过。

       刘勰对《七发》的评语——“腴辞云构,夸丽风骇”②,正好切及到了西汉大赋的虚拟属性及相关的语言艺术特征。然而,倘若深究“腴辞”是什么,究竟又如何“云构”,则需要更多的探索。前人对汉赋“凭虚”已经有过很多讨论③,但它如何“虚”,为何“虚”,还可再论。

       一、极乐之境:“虚拟空间”的文本奥义

       司马相如赋中多虚言。司马迁就评价它是颇多“虚辞滥说”④,刘熙载对此阐释得很具体:“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其赋既会造出奇怪,又会撇入窅冥。所谓‘似不从人间来者’,此也!至模山范水,犹其末事。”⑤即是说,相如赋中的山水多出自虚拟。过去常说这种手法具有采择世界之物于一苑的意图,既是实现了一种宇宙象形,也实现了一种帝国象形⑥。这些政治角度的解说,也有其合理处,但似乎又显得过于单一和程式化了。

       “虚拟空间”首先是对地理空间的虚拟。《子虚赋》虚构了一个泽中有山的、方九百里的云梦泽⑦。关于云梦到底是哪里,张揖考证在南郡华容县⑧,郭璞注云是华容县之巴丘湖⑨,徐攀凤则力证“云梦”就是洞庭湖⑩。但是,洞庭湖上的君山本是一座低矮的小岛,赋中诸如“上千青云”“下属江河”(11)这些耸人听闻的描述,已经远离君山及洞庭湖的地理事实。至于“云阳之台”,诸家皆以宋玉赋来注之,而闻一多认为云阳是楚的“高禖”(12),有生殖崇拜之意。另外,赋中描述齐国的空间,说它是“右以汤谷为界”(13)。“汤谷”被认为是“上有扶桑木,水中十月所落”“日所出”“热如汤”之处(14)。又说齐国是“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青丘是东海东三里之上的一座小山,“上有田,亦有国,出九尾狐,在海外。”(15)这些虚拟风景,亦皆来自文本传说,并非真实地理。司马相如虚拟出来的空间,虚虚实实,若有若无,无法用征实的方法来准确考察它们的地理归属。这种虚拟地理空间的方式,在西汉大赋中是最为典型的。

       司马相如《上林赋》并非对上林苑实际描摹,更可能接近的性质是上林苑兴建之前的一幅蓝图构想。龙文玲推考史实,认为“由建元三年秋建上林苑到放养百兽至天子射猎,绝不可能在同年完成”(16),故认为此赋是写于建元六年(前135)五月到元光元年(前134)五月之间。事实上,这是司马相如投武帝之所好而撰的赋,并不需要等上林苑建好了才能开始写。出现这样的讨论,主要是因为这篇赋最初是名为《天子游猎赋》,后来才被改称为《上林赋》,而这个改题的行为,时间上应该并没有先于此赋。考古学家统计,上林苑建成之后一共有宫观60余所(17),对照可知这些宫观之名在赋中都不曾被提及。《史记》中这篇赋的诞生过程,被记录得很有故事感——武帝得闻杨得意之言,召问相如,相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于是上令尚书给笔札,赋奏而为郎。如此一气呵成的描述,让这篇赋显得是相如援笔立成。实则不然。司马相如关于“天子游猎”的赋,在得见汉武帝时还没有题目,赋的对象——天子苑囿,也还没有具体名称。他只是说“故空藉此三人(即子虚、乌有、亡是公)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18)。此时上林苑尚未建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这篇赋真正创作的时间很可能是在建元三年(前138),它与东方朔对皇帝建上林苑之意图的劝阻,应该是同步的。此时司马相如已经为郎,他的职责就是“朝夕论思,日月献纳”(19),履行内朝郎官的讽谏献策职责。当时,他还有过其他的讽谏:“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上疏谏之。”(20)而《上林赋》中表达的讽谏之意,与东方朔的劝阻理由极为类似,那就是关于上林苑到底应该有多大面积,是否影响到当地人们的生活(21)。建元三年汉武帝尚不满20岁,迷恋微行出猎。他嗜好武功,也是因为汉帝国此时具有武力征服匈奴方面的需求(22)。他的田猎,先是“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23),然后是“从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诸宫,长杨、五柞、倍阳、宣曲尤幸”(24),范围不可谓不大。因为道远劳苦、惊扰百姓,这才缩小范围,欲起上林苑(25)。上林苑起兴的过程中,又处理了一些官民土地纠纷问题。因此,此赋的结尾,是以讽谏出之的:“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抚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亡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26)这些论调,与东方朔的意见大致相似。所以司马迁是以肯定态度来表彰司马相如的,说他是归之讽谏。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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