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历史的口述者:巫、史、瞽、诵训、优的职能及口述方式

作 者:
魏玮 

作者简介:
魏玮,女,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北京 100088

原文出处: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先秦是口传与书写并行的时代。历史的传播,除了文字记述之外,毫无疑问还有口诵的方式。巫、史、瞽矇、诵训、训方氏、撢人、土训、俳优等在宫廷供职的官员,以讲诵、歌唱、表演的方式记录历史、传承历史,同时兼有劝谏、祭祀、教育之职,在分工合作中将早期的人类智慧记录和流传,是历史记忆和族群文化的保存者。口述者的官员身份,使得口述行为在制度层面得以顺利延续和广泛传播,而口述本身的内在制度,也是口述行为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对口述者的探讨,不仅是对先秦历史文本生成方式的探讨,也是时其流动性及经典化过程的溯源。


期刊代号:J2
分类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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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20)05-0121-07

       文字产生之前,口耳相授是唯一的信息传递方式;文字产生之后,口传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与西方口头理论研究背景不同的是,中国文字起源较早,大量的出土文献已经证明了先秦时期书写相比西方早期更普遍,金文中常出现“见册”等记载,甚至已经有了一定意义上的叙事散文。从远古的传说时代,到有典有册的殷商王朝,再到书于竹帛的春秋战国,书写载体的进步的确影响了文献生成、传播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的改变,然而在世界文化范围内,早期的文字无一例外被精英群体掌握。文字所凝聚的纪念性和记录性意义,很大程度上甚至阻碍了文字使用的普遍性和广泛性,文字的神秘性、书写成本的高昂、识字率的低下,都是影响文字广泛使用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表达成本相对低廉的口头讲诵所代表的交流和传播方式则极大弥补了文字的局限性,如阮元所言:“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其著之简策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古人简策繁重,以口耳相传者多,以目相传者少。”[1]

       先秦历史的流传除了以文字记载之外,还有口头讲诵的方式。口述者是口述的主体,即口头叙事作品中口述行为的主体。无论是创作还是传播中,历史的口述者、记录者都是主体,是掌握话语权的人群,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者、执行者。完整的口述行为一般经过口述—接受—传播—记录的过程,虽然早期的口述现场如今已无法再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有被文字记载下来、业已形成书面文本的口述内容,但其中仍然不同程度保留了对口诵形式的还原。先秦时期民间口述者虽然遗留下了大量的歌谣、神话、传说、寓言等,但多不曾保留姓名,典籍中常以野人、鄙人、乡人等这样的词汇来指称。与此同时,无论是口头的创作还是口头传播过程中①,作为宫庭上层官员,巫、史、瞽矇、诵训、训方氏、撢人、土训、俳优等,这些以口诵形式传播历史的人,他们或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者,或是供君王调笑的侍者。他们的讲述方式或有不同,职能或有交叉。

       一、巫史传统与口述

       1.巫的口述与职能。早期社会巫史不分,在史没有产生之前,巫的权力相对集中,后来伴随社会不断发展,导致劳动分工逐渐细化。巫最初产生时,集合祝、史的职能于一身,举行占卜、仪式,制定典章制度,掌握着国家重要的话语权力。实际上巫既是行政官员也是知识分子,《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凡巫之属皆从巫。”巫不仅能作为人神沟通的媒介,而且熟悉天文、历法、医药、卜筮等技能。在殷商时期,“确有专职者能运用文字对历史和人间事务进行归纳,并握有为统治者的利益而做指导的权力。这种能力至少有一定宗教渊源:它可能从专职者作为宗教媒介的原始角色演变而来,从文字所充当的与祖灵沟通的角色演变而来”[2]。巫术是一种人类对抗自然而产生的力量,虽然其中占主导的是人的主观意识,但其实是人类把对一切未知的探索,变成一种合理的幻象。巫觋可以沟通人神,所以,能够预测吉凶,几乎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甲骨卜辞中巫字做“”,且多次出现,其字意象征着向四方施行巫术。早期巫的地位十分崇高,职能又广泛。不少学者认为,早期的巫拥有绝对的权力,甚至推测商王自己就是巫师,也就是巫的最高首领②。甲骨、金文占卜辞中有“王卜”“王贞”这样的记录,就是说王会亲自卜问。《墨子》《尸子》《淮南子》等典籍就都记载过商汤亲自祈雨这个重要事件。《国语·楚语下》记载了巫觋是早期人神沟通的桥梁,其职能有分工,主持仪式形式的称为祝,管理仪式行为的称为宗。董作宾考证殷商时期的贞人集团有贞人75名[3],陈梦家考证有120名[5]。这样的人数在当时已经是十分庞大了。

       原始巫术有多种形式,“祈求式、比拟式、接触式、诅咒式、灵符式、禁忌式、占卜式”[5],这些巫术形式中很多都涉及到了口头叙事的形式,无论是以语言祛除恶鬼还是祷告神灵,这些口头叙事的形式和内容一般都具有巫术意义。巫通常都掌握了大量的神话历史传说,来进行广泛的创造、传播,或再创造、再传播。除此之外,他们还能讲述氏族的历史和迁徙路线,背诵氏族的谱系,讲述重大的历史事件,“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照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慕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6]513。总之,他们知晓山川名号、远古先祖、昭穆次序,熟悉历代祭祀典章等,博古通今、兼通文理,是知识的传递者。

       在各种神圣仪式中,无论是口头讲诵还是乐舞,通过声音与神灵交流是最重要的方式。巫的口头叙事内容有固定格式的短语、句子,或是一些谚语、祝词,有时会以韵文的形式呈现,方便记忆,不易忘记和混淆。口述时为了方便记忆,通常都会有引子,有时还会结合音乐和舞蹈。《九歌》是屈原所记录的楚地祭祀诗歌,其中详细记录了巫的唱词,不少学者认为《九歌》是中国古代戏剧的萌芽。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九歌》“盖后世戏剧之萌芽”,闻一多更是在《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中将《九歌》按戏剧的形式编排。

       直到现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讲述艺人仍然能够口头叙述完整的氏族谱系以及祖先历史。他们自称是神授艺人,在演唱史诗前往往要大病一场,恍惚中接受神的指示,这样才能具备演唱史诗的能力。这实际是巫的一种演变,演唱艺人既是史诗的创造者,也是传播者。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作为我们研究上古时期巫的佐证,帮助我们还原当时的巫如何歌舞,如何讲诵。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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