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体行记的形成历程及学术价值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德辉,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教授。湖南 湘潭 411201

原文出处:
中国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

语录体行记是古行记的支属,纪行之书的变种,主要记载古代外交官的对外交涉言语,兼记行程、见闻、感受,孕育于春秋战国列国交聘,发展于六朝南北交聘,成熟于宋代中外交聘。宋代学术文化发达,文人撰述纷繁,行记诸体之间横向渗透,语录体行记就是在这种文体互渗、中外交流的文化氛围中走向成熟的,其发展成熟标志着宋代文章学的新成就。


期刊代号:J2
分类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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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20)-036-10

       文学史上颇有一些著述样式,先在若干朝代潜伏相当长时间,等到条件成熟,就以较快速度达到成熟境地,进入繁荣状态,随后又因形势变化而归于消亡。语录体行记就是这样。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梳理它的成长轨迹,揭示中国文章史上不为人知的一面。

       语录体行记是古行记的变种,主要记载外交官的对外交涉言语,兼记行程、见闻、感受,其著述特征是在纪行的叙事框架中载语录,行程是叙述的线索,语录作品的内容。因为文体和写法都不同于前,而显得十分特别。

       语录作为一种记言类著述,古已有之。早在战国,就有《论语》这样的代表作,宋以后又有禅宗语录、轶事语录、诗话语录等。但在宋代,还有一种以语录为体,但也纪行,在纪行框架下载言的旅行记,属古行记的变种和支属。由于成熟较晚,作品较少,大家对它并不熟悉,对其形成历程也不甚明了。由于多数作品亡佚,传世文本稀缺,对其文体形态亦无法获得明晰认知。唐宋以来大量行记的存在也掩盖了它的光彩,其文体特征受专门纪行之书的影响而遭遮蔽。由于不明来历,今人常将其和行记对举,以为是与行记不同的另一类著述,而不知其在宋以后,亦为古行记之一种,属于其中主载出使言语的一科;宋以前则文体未成,仅为外交文献,而非一类独立的纪行著述。今人对外交语录的研究,多是基于史学立场,视为一种史料,而不是一种文类①。针对这一现象,本文欲从文体学角度解析其体式的形成,探索其渊源流变。因其成型于宋代,故而宋代构成我们立论的基点,全文考察判断标准都坚持以宋代为准。这里根据文本形态的不同,将其发展形成划分为两个阶段,依次论述。

       一、先秦至汉唐:语录体行记的胚胎萌芽期

       记言之书先秦已有,分属史、子二科。史部记言之书为《左传》《战国策》《国语》,时代都要早于《论语》,里面都有很多精彩的“列国辞命”,《左传》被钱锺书先生誉为我国史籍中最工于记言者②,《战国策》更被清儒章学诚誉为“行人辞命之极”③。但记言并非这些书中的独立部分,其书更不专载出使言语,言语仅是书中叙事的一部分,无独立意义。子部记言之书为《晏子》,故事性强,载言颇多,然亦兼记各种语言,而不专载出使。语录体行记的特色在于将纪行之事和语录文体结合,撰为新书,专记出使交聘言语,不涉其他,内容专门。作为专著的外交语录问世较迟,魏晋以前所未有,其根芽萌发则甚早。据《周礼》,征伐、盟会、邦交聘问为朝廷的三件大事,其中邦交聘问却和本文所述事体相同,关系较紧。但春秋战国只有散见诸书的记言文字,而未有载言与纪行结合的专书。所记言语多出当时“行人”之手。“行人”即出使的外交官,西周以下都有,是出使语录的主要作者。最原始的语录即出自于他们之手,产生于他们的外交活动。《晏子春秋》所记二事,即诸侯交聘语录的较古版本。一则记晏子使吴,吴王与行人对问,一则记晏子使楚,与楚人争辩,像这类故事,书中还有多个,都是集中连片的外交辞令,经过编排,体现出某种系统思想。更多更好的例子,见《说苑》卷十二《奉使》《太平御览》卷七七七——七七九《奉使部》。从中可知,先秦至汉魏的外交语录具有如下共同点:

       其一,表现形态上有出使交接、言语问对之实,而无语录体外交著作之名。内容上专载外交,不记行程,行程只作为写作背景存在,不出现在本文中。其二,外交语言除一般的礼节性语言外,还指君臣对话,言语交锋。提问一方发出的多为攻击性、贬损性言论,意在打击对方,抬高自己。使者作为对答一方,对于对方质疑须当场回击,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宗旨。其三,作为殿廷对话,语言必须铿锵有力,态度鲜明,观点明确,还要雅俗共赏,有文化内涵,又不乏通俗化特点。其四,功能上有以言语述说故事的特点,即形式虽为对话体,内容却具故事性。后三个方面正是后世语录体行记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都是在《战国策》《国语》《燕子春秋》等先秦政治、外交文献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是语录体行记的母体。

       上述特点一直保持到汉魏之交,这一时期史书中的外交辞令仍有这些特点,其中某些方面还表现得更突出。《三国志·蜀书·秦宓传》中蜀使秦宓与吴使张温聘问对话,就是汉魏间出使语录的代表。

       尽管汉魏之际出现了外交语录,但仍非专门之书。文字虽为对话口语,但并无书名,只有连片的对答。要做到名实兼具,还要等到南北朝。

       自东晋末就形成南北对立格局。但刘宋以后,军事斗争的同时也开始接触,交聘由最初的偶尔为之发展到后来的外交制度,每年遣使,从而有成批的出使语录的问世。第一种为张畅《接虏使语辞》,载南北使张畅、李孝伯军前对话,事见《魏书》卷五三《李孝伯传》及《宋书》卷五九《张畅传》,其中有两段引文都篇幅较长,五千余字,记言为主,记述细致。主要内容是宋使张畅、魏使李孝伯衔命出使的言语往复,性质属于初成状态的语录体行记,而且发生在彭城前线,不在朝廷殿阁,也不在出使路途,论内容是其中特殊的一种——军前奉使。两段引文内容相近,事情相同,而文字互有出入,必出于同一书。当时沈约和魏收两位作者分别站在各自立场,对交聘言辞有所取舍,剔除了对己方不利的言论,保留了褒扬本国的成分,因此形成互异的面貌。

       其次有刘绘《魏使语辞》,载齐武帝永明九年(491)冬,北魏使节李彪与南齐主客郎刘绘的言语问对。历代书目并未著录,卷帙无考。其书梗概仅见《魏书》《南齐书》《南史》,而以《魏书·李彪传》言之最详,内容为刘绘与李彪的接对之语,属语录体行记。为体例所限,纪行文字被略去,只作为叙事线索,写法、文风和《魏聘使行记》《李谐行记》相近。北齐魏收著《魏书》,此书全帙都在,由于主载馆伴语录,言语交接,颇多词锋,能够表现北朝门第、人物之盛,故将其中对话采入。然而因为编录方式是照抄原书,多未改写,故文风与《魏书·李彪传》前后文字不类,语气也不相接,表明这段文字别有来历,出自载言之专书。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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