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的“言辞辩正”

作 者:

作者简介:
何亦凡(1992-),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隋唐史研究,(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在唐代,正音不再是世家大族的文化优势,而是各级官员被要求的基本素质和自觉的文化追求。以“言辞辩正”为考察对象之一的铨选制度、科举口试制度和进士科诗赋检韵制度共同组成了唐代官方语音制度体系,对唐代正音的推行以及中国汉语共同语的发展意义重大。在唐末至宋的历史书写中,语音已然成为评价各级官员的重要因素,这恰是唐代长期推行正音之后的社会文化反映。


期刊代号:K22
分类名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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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20.04.009

      中图分类号:K8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20)04-0061-08

      一、问题的提出

      唐代铨选对官员的形象和文化有四个方面的考察,《唐六典》:“一曰身,二曰言,三曰书,四曰判。”[1]27杜佑分别为“身”“言”“书”“判”注明了具体标准:“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词论辩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2]360《新唐书》所记与杜佑略同,唯有“言”,解释为“言辞辩正”,与“词论辩正”语义相差不大①[3]1171。“言辞辩正”包含两个方面的考察:内容上,语音典正;形式上,语言优美。显然,“正”即正确,是重中之重。本文要讨论的就是唐代的正音问题②。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与群臣论选官之法,杜如晦云:“比者,吏部择人,唯取言辞刀笔。”又云:“今每年选集,尚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悉知。”[4]1580所谓“言辞刀笔”和“厚貌饰词”都与参选者的语音相关。杜如晦、魏征这些名臣都曾反对如此选官,但基于“身、言、书、判”的四项选人标准仍在继续,从客观上反映了这些标准的重要性。安史乱后唐代士大夫痛定思痛,认为祸在选人之法,大历十四年(779)沈既济上言:“然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词俯仰之间。”又云:“安行徐言,非德也。”[2]443,[3]1178虽然他强烈反对“言词俯仰”“安行徐言”这样的表面功夫,但此种语音表达和语言习惯正是当时参选者所具备的或追求的,这也是“言辞辩正”所带来的文化和行为反应。史载唐初温彦博“善于宣吐,每奉使入朝,诏问四方风俗,承受纶言,有若成诵,声韵高朗,响溢殿庭,进止雍容,观者拭目”[5]2361③。人们羡慕、赞美温氏的语音、仪态,正说明这是唐人心目中的理想官员形象。所以,即便唐代反对“言辞辩正”的声音一直存在,但这项标准已然被唐代士人默认接受。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评价这项制度,仍需审度。

      宋人洪迈曾论:正是因为“书”“判”成为铨选的考察对象,唐人才普遍工楷法、善属文④[6]129。可见铨选标准对于士人素质和社会文化风气的影响。但洪迈的着眼点在于“书”和“判”,没有关注“言”的部分。而依据洪迈的逻辑,“言辞辩正”理应对唐代士人的读书生活、文学创作、行为修养产生很大影响。然而,语音毕竟与“书”“判”的形态不同,难以留下物质数据,而学者也较少讨论唐代的“言辞辩正”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日本学者平田昌司将汉语语音演变与中国文化制度尤其是科举制相联系,著有系列文章,是汉语史与制度史结合的典范,但其中一些观点或有可商。其中《〈切韵〉与唐代功令》一文曾论:唐代吏部铨选在阻止庶族入仕和保护文化规范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言辞辩正”是士族阶层阻止社会流动的手段[7]7-35。事实上,在九品中正制等维护士族特权的制度被废黜之后,基本情形正该相反。唐代铨选所表现的是:以国家制度的力量扩大文化共同体的努力,而“言辞辩正”则可以看作是其推行正音的手段。此外,平田认为:“历经玄宗治世、安史之乱的唐代后期到北宋初期之间,口语能力好像已经不包含在作为官僚的必备条件。”[7]243但事实上,即便不是所有官员都能具备良好的口语能力,“言辞辩正”努力的方向和士大夫的追求始终是一致的。考虑到中国统一王朝的运作方式和方言的广泛存在,唐代铨选中“言辞辩正”的重要性就很容易理解,而从平田的研究看,一些基本问题仍有待厘清。

      1925年,日本学者进行了以现代史学方法研究语音问题的尝试,并提出:中国古代士人取用标准语音而不取方言乡音已成自然之势[8]691-708。关于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语音发展的整体趋势的判断是正确的,然而论述过程稍显疏略。可以视为范式的则是陈寅恪的系列文章,尤以《东晋南朝之吴语》《从史实论〈切韵〉》《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为代表[9]304-309,[10]382-409,55-77。新近研究有史睿的《北朝士族音韵之学与南北交聘》,揭示并解释了“担任聘使的北朝士族,多出自语音雅正之家”这一历史现象,十分重要[11]⑤。可见,历史上的语音问题是可以通过史学方法解决的。但以上成果多集中在唐代以前,而对于唐代的相关制度讨论仍多空白。

      苏力从中国法制学的角度论证了“语同音”是构成中国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制度,关乎中国的构成。他认为:“语音不通,单靠书同文,不可能长期维系一个稳定的政治文化共同体。”[12],[13]344-387这确实是极具启发性的论断。但苏力更强调社会在维系语言共同体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共同语不可能也无法由国家直接维系,必须在社会中自我再生产,借助政府力量的强行推进也只可能在后世[11]83,86。这或许忽视了国家制度对社会文化的引导作用,至少与唐代的历史情形不符。唐代在国家制度层面对中国汉语共同语及文化共同体的推动具有重大意义,草此小文,祈教方家。

      二、语音与文化身份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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