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道德哲学与“后形式主义”的难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汤拥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
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

同为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的代表人物,努斯鲍姆和罗蒂的小说批评以不同的方式发展了特里林有关“自由主义的想象”的论说。前者力求激活可以支持自由主义的道德哲学,后者则是要通过对道德哲学的消解来支持自由主义。前者将亨利·詹姆斯等人的小说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相提并论,试图将哲学理论与小说形式在整体的生活经验中统一起来;后者则认为小说出现已经协助创造了“一个基于新的宇宙观的自我形象”,我们不是用“何谓良好生活”的哲学问题来指导对小说的解读,而是当小说作为现代之物出场时,哲学作为对生活整体的反思形式已经不再重要。前者的逻辑中活跃着一种音乐隐喻,这种音乐隐喻着眼于建立一个形式的整体,以便将道德哲学带入其中;后者的核心隐喻则是工具箱隐喻,这意味着文学不是要凭借特定的形式就某事物是什么提出深刻见解,而是要创造有关世界与自我的不同形象。


期刊代号:J4
分类名称:外国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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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0)09-0167-10

      理查德·罗蒂和玛莎·努斯鲍姆都是对当代文学的伦理批评产生了直接影响的美国哲学家,前者以新实用主义者自居,后者则是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代表,二人都对文学情有独钟,关怀的问题也颇有交集,但很多看法却相当对立。本文拟通过对二人争论的梳理,讨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道德哲学对于文学的伦理批评有什么用;二是伦理批评如何处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希望这两个颇为宏大的问题能够相互限定,导出具有足够理论强度的讨论。由于本文是研究罗蒂的阶段性成果,不免会以罗蒂的视点为视点(但未必完全认同其判断),这有可能造成偏见,但希望也有其一得之愚。

      一、特里林与自由主义的想象

      要谈美国的伦理批评,莱昂内尔·特里林是绕不开的人物。活跃于上世纪中叶的特里林,是名噪一时的左派文人团体“纽约知识分子”的中坚人物。他经历了由马克思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的转变,但其文学批评始终关注文本之外的伦理话题甚至政治话题,与当时占据各大学文学讲坛的“新批评”恰成对立。特里林的著名提法是“liberal imagination”,可以译为“自由的想象”,但更准确的是译为“自由主义的想象”,以区别于“自由自在的想象”(free imagination),此处的“liberal”无论意指自由还是自由主义,都有其政治意味。不过特里林申明,他所谓的政治是文化的政治,关乎情感,关乎人类生活,与文学不可分割。①自由主义者虽然愿意与诗人对话——特里林特别强调了密尔对柯勒律治的重视——但他们诉求于文学的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诗意,而是“为自由主义唤起对多样性与可能性的最基本的想象,而这也意味着唤起对复杂性与困难性的自觉”。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想象。特里林相信,“对自由主义的想象进行批评的工作与文学有着无与伦比的关联,不仅因为有如此之多的现代文学直接指向政治,更因为文学作为一种人类活动,能够给予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和困难性以最充分和最精确的考量”。②

      在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关系中,道德既作为中间地带存在,又成为相对独立的论域。特里林有所谓“道德现实主义”的提法。如果说现实主义是尊重现实之本相,不以个人意志扭曲现实,那么道德现实主义就是不以现成的标准裁判文学作品中的角色,而“让道德想象力(moral imagination)自由嬉戏”(特里林借用了康德美学的经典表述),以期产生新的道德可能性。③在特里林看来,过去两百年间将道德想象力体现得最好的文体就是小说。他对亨利·詹姆斯尤为推崇,他从后者那里学到,小说家要说出有关其角色的真相,必须既展现角色在道德上的含混与过失,又展现他们的自尊与美好。④虽然小说无论在美学还是道德上都不尽完美,但它最伟大也最实用之处在于将读者一次次带入道德生活的现场,使他们有机会审视自己的动机,并最终明白:必须摆脱自身所受教育的局限,不再将所谓善意强加于人,不再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裁判他人,方能对现实有所领会。其他文类从来没有像小说这样展现过人类生活的多样性以及此多样性的价值,只有小说的形式似乎天然蕴含着理解和宽容的情感。⑤

      我们很容易在努斯鲍姆和罗蒂身上找到特里林的影响。先看努斯鲍姆。首先要说的是,以古典学为主业的努斯鲍姆虽然对古希腊悲剧有深湛的研究,但她分享了特里林对小说甚至对亨利·詹姆斯的兴趣。她在《爱的知识:论哲学与文学》一书中引用特里林的话作为其中一章的题记:“我将小说视为道德想象力的一个特别有用的主体,因为它的文学形式能够最直接地揭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困难性与趣味,为我们认识人类的多样性与矛盾性提供最好的指导。”⑥努斯鲍姆相信:“小说是一种有生命的形式,事实上它仍然是我们文化中最重要的既严肃又引人入胜的虚构形式。”⑦努斯鲍姆有此看法,除开受特里林等批评家影响,还可能与她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有关。努斯鲍姆在亚里士多德的风格中发现了“一种针对‘实践问题’的勇敢的坦率和率直,一种平静的克制,而那种克制表达了一种承认这些困难,把它们留在那里,不因它们的存在就对人类生活感到绝望的决心”。⑧要彰显这种哲学风格的力量,小说或许是比悲剧更好的舞台。其次,努斯鲍姆声称,她从特里林以及韦恩·布斯、F.R.利维斯等人那里学到,文学批评一方面要深入发掘文学的现实性,另一方面要对文学形式的复杂性有充分的体察。⑨批评家不仅要关注“小说描绘什么,在小说里面发生了什么”,也要询问“它们的形式本身体现了怎样的人生意识:不仅仅是各个角色如何感受与想象,而且在讲述故事本身中,在句子的形式与结构中,在叙事的风格中,在那种使得整个文本充满生命力的生命意识中,小说设定了什么类型的感受与想象”;再进一步,还要询问“当文本的形式与它想象的读者对话时,这种文本的形式产生了什么类型的感受与想象,这种文本的形式里融入了什么类型的读者活动”。⑩必须让文学形式与生活形式勾连起来,才有所谓叙事伦理,借用斯蒂芬·乔治在《伦理学、文学与理论》一书编者导言中的说法就是:“叙述,不管它同时还是不是别的东西,在某种极为基础的意义上,它本身就是伦理行为,或者是形成伦理行为的过程。”(11)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将之落实于批评实践就更难,在努斯鲍姆看来,除开特里林和利维斯这样少数的例外,大部分人对形式主义与道德主义的分离状况无动于衷。所以努斯鲍姆更愿意将自己归入叙事学研究的“后形式主义”潮流之中,虽然掌握了形式分析的技术,却相信形式与内容的二分只是方法论的抽象,它们最终要在连续的、整体的生活经验中统一起来。

      再看罗蒂。特里林是在罗蒂成长过程中留下印记的人物,(12)其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一直得到罗蒂的尊敬。罗蒂也非常看重“自由主义的想象”这一提法,但他的回应方式却是反讽主义的。他说我们要做的不是拿特里林本人的行为去检验这一提法的可靠性,而是拿它当一个语汇,用它“重新描述我们自己、我们的处境、我们的过去,然后将这些结果拿来和利用其他人物的语汇做出的再描述比较一番”,比方与黑格尔的“精神”、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等等作比较,看看哪一个更适合创造出最佳的自我。(13)此处的创造最佳自我并非是要回到内在人性的观念,在罗蒂看来,心灵不过是“创造隐喻的机能”,道德想象的可能性就是隐喻创造与重新描述的可能性。(14)罗蒂进一步指出,文学批评之所以是文学的,是因为所批评的某本书“有可能具有道德相关性”,这不是说这本书有道德说教的内容,而是说它“有可能转变一个人对何谓可能和何谓重要的看法”,这个意义上的文学与那本书是否具备“文学品质”(literary qualities)毫不相干。(15)罗蒂相信,像特里林这样的有影响力的批评家所从事的工作,不是解释书本的“真实意义”,也不是评估所谓审美价值或“文学特性”,而是把一本书放入其他书的脉络中,把一个人放入其他人的脉络中加以定位。(16)倘若批评家认为一部作品动摇了道德典律的秩序,使道德反省呈现新的可能性,他就要将此可能性令人信服地展示出来,至于这部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文学作品的形式特征,其实无关宏旨。罗蒂认为文学批评家大可无差别地欣赏布莱克和马修·阿诺德、尼采和密尔、马克思和波德莱尔、托洛茨基和艾略特、纳博科夫和奥威尔,因为文学批评家的工作就是发现改变的可能性,如果某一通常不被归入文学或纯文学类的书能够动摇已经形成的道德典律,进而“为促进人们的道德反省提供建议”,那它就具备了成为文学批评对象的充分条件。(17)比照努斯鲍姆,不难看出罗蒂这番议论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如果“自由主义的想象”只是新的想象,而非符合生活真实的想象,那么相关的伦理批评有可能是不够哲学的;二是如果道德典律的重构就是文学的创造,文学的形式特征并非重点所在,那么伦理批评又有可能是不够文学的。这样的伦理批评显然不是努斯鲍姆想要的东西。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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