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作 者:
杜力 

作者简介:
杜力,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E-mail:SWUduli@163.com。重庆 400715

原文出处:
领导科学论坛

内容提要:

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和手段,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讨论。从韦伯的合法性理论来看,法治以具有稳定性的法理合法性为基础,通过建立法理型权威,运用现代官僚制和法律规则体系,回应了民众的价值需求,避免了传统治国理政方式的弊端,推动了治理工具的现代化,承认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平等地位,界定了不同治理主体的治理边界,推动了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期刊代号:D01
分类名称:公共行政
复印期号:2020 年 0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03(2019)19-0020-(12)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可靠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分别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一时间“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成为学界讨论的“热词”。对于二者的关系,虽然学者们莫衷一是,但是学界对于“法治是实现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由于学科背景和研究角度的差异,学者们对这一共识的论证分析是不尽相同的。有研究认为,法治为国家治理提供基本价值取向,如张文显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就是良法之治,现代法治为国家治理注入了良法的基本价值——秩序、公正、人权、效率、和谐[1];蔡文成认为,法治理念是国家治理的价值之源,法治唤起了秩序、理性和正义,而国家治理就是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安定有序[2]。有学者则将法治与国家治理置于社会系统的场域中分析,如唐皇凤认为,要实现行政主导型社会向现代治理型社会的转变,必须培育和发展立法权和司法权,形成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者之间的互补均衡[3]。燕继荣强调,国家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两套系统,即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动力系统通过公民、政党、社会组织、市场主体之间的互动,为国家发展提供动力;制动系统通过暴力系统、官僚系统和法治系统,对国家运行过程中的失范行为进行纠偏,以保证国家运行的有序性和有效性。而法治为国家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必要的“轨道”,有利于国家动力系统的有序运转[4]。还有学者尝试从法治效能的角度,分析法治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如齐卫平、姜裕富认为,依法治国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主流话语体系的重构、公共权力边界的重划、执政党形象的重塑有着积极影响,从而推动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和多元主体共治机制的构建[5]。竹立家认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是一个法治体系,是一个政府、社会、个体都按照宪法法律行为的“规则体系”[6]。因此,法治可以对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边界,对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规范,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虽然上述学者的研究切入点不同,但是我们仍然能看出学术界的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对“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两个概念的解读性分析,缺少必要的解释性分析。解读传统和解释传统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两个基本传统,具有不同的侧重点。解读传统的目的在于厘清特定人类活动在特定文化条件下的内涵或意义;解释传统的目的则是寻求具体事物或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因果、辩证、对话型或历史性关系[7]。因此,对“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除了对两者内涵和意义方面的解读,还需要将“法治是实现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这一论题置于历史的、国家的场域中去解释。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将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看成姊妹篇。俞可平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四中全会提出建立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其实就是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所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建设法治国家,是总目标和子目标的关系[8]。可见,执政党将法治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那么执政党做出这种战略选择的动力机制又是什么?赵海立认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在横向上体现为政治体系的合利益性、合道德性和合法律性,在纵向上体现为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9]。赵鼎新指出,意识形态、程序和政府绩效是国家合法性的三个最根本来源[10]。但是,三者并无优劣之分,只是社会变迁会导致国家政治合法性来源侧重点的变化。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执政党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持续获得政治合法性,应对可能潜在的“合法性危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课题。因此,从执政党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这一论题,也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论题背后的政治逻辑。作为执政党,其最大的政治关切是保持和巩固执政地位,获得持续的政治合法性。换言之,保持和巩固政治权威地位是执政党做出某一政治行为的动机。在众多关于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权威的研究中,马克斯·韦伯的合法性理论无疑具有开创性。他从经验的角度为我们分析政治关系提供了一个视角。所以,本文期望借助韦伯的合法性理论为该论题的论证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为读者理解法治之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略尽绵薄之力。

      一、马克斯·韦伯的合法性理论—— 一个分析框架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基于何种政治合法性统治这个国家,其合法性来源对其国家治理的方式、手段都有一定的影响。正如韦伯所说,任何统治都有企图唤起并维持它的“合法性”的信仰[11]。那么执政党将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是否存在唤起并维持民众对其合法性认同的政治动机呢?我们不妨从韦伯的合法性视角对这个论题进行再探讨。

      (一)合法性:政治统治的基础

      “合法”作为与“非法”相对的词语,早已为人所熟知。但是,我们此处所讨论的“合法性”并非法学意义上指涉某种行为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而是政治学意义上指涉某种政治统治获得了被统治者的政治认同。无论政治共同体以何种形式存在,它都无法回避对其合法性问题的回应和解释。作为独立且自由的个体为何要服从他人?可能迫于他人的暴力威胁,也可能受到他人的经济剥削,然而所有的强力并不足以使自由之个体永远服从他人。另一方面,在人类社会中也不存在永恒的强者,即使是最强者也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12]。所以,统治尽管存在强制的可能,但并非完全基于强制力和暴力机器而存在。通常认为,只有被统治者对统治者产生情感上的依赖、价值上的认同和行动上的支持,才会基于对统治者的政治认同,自觉自愿地服从其统治。只有这种具备合法性的政治统治才会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作为统治者,可能其体格较之他人更强壮,资本较之他人更雄厚,但是这些都只能作为其权力的物质基础。然而权力与权威不同,韦伯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13]。简而言之,权力是迫使他人服从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带有一定的胁迫性。权威则是他人基于认同,自愿服从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是,权威的强制性并非来自统治者本身,而是来自被统治者。因为被统治者基于对统治者高尚德行的认同、非凡能力的认可,抑或是其他方面能力的承认,才会选择自愿服从统治者的统治。一旦被统治者对统治者不具备政治认同感,统治者的合法性危机便随之诞生了。因此,统治者有权力,并不一定有权威。只有将权力转化为权威,并设法维持被统治者对权威的认同,才能避免合法性危机,进而巩固其政治统治。既然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基础,那么不同类型的合法性必然具备相对应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形式。所以,了解合法性的分类,进而分析不同类型的权威及其支配形式,对我们理解和掌握韦伯的合法性理论框架是大有裨益的。

原文参考文献:

  • 94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