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与早期中国文学的宏大叙事

作 者:

作者简介:
傅道彬,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原文出处:
北方论丛

内容提要:

早期中国叙事文学具有宏大叙事的特点,体现着史诗般的磅礴气势和精神气度。《尚书》是早期中国文学宏大叙事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叙事者以一种俯瞰苍生的姿态出现,书写出主观与客观、神性与人性相融合的庄严与神圣,其所描写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主题无不表现出宏大与庄重,体现着天命引领与神性照耀下对世界的理性规划与安排。《尚书》描写了时间与世界秩序的建立、决定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古典思想空间基本理念的拓展以及地理与伦理的观念构成等历史事实。半人半神式的英雄形象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尚书》记载和描写了以尧舜为代表的人类早期英雄;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明使者”周公,赞颂了周公对古典文明史的思想意义和思想贡献。《尚书》体现了英雄史诗书写的典型特征:尧舜、周公等“文明使者”的结局是悲剧性的。


期刊代号:J2
分类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2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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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5-0001-13

       中国早期文献是一种宏大历史叙事和神圣书写。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是历史发源的元叙事(Meta Narrative),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术语,也译作宏伟叙事:“大致看来,宏大叙事本意是一种‘完整的叙事’。用麦吉尔的话说,就是无所不包的叙述,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1]早期历史的书写通常是宏大叙事,历史的书写者往往以一种俯瞰苍生的姿态出现,对历史做出英雄式的全知全能的判断和预言,其描写的笔法也是史诗式的庄重与神圣。早期历史文献或契于甲骨,或镂于金石,或书于竹帛,都充满神圣与神秘的感觉。赵敏俐教授将早期书写概括为甲骨文、金文与典册文等三种书写形式[2],金甲文字,本来就适应宗教祭祀和盛大礼乐活动展开,气象恢宏,充满神圣,而典册文字书于竹帛记载的也是英雄主题的重大事件。尽管三者之间质料不同,书写工具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它们都是历史的宏大叙事和神圣书写。

       一、《尚书》重大历史事件叙述与神圣书写

       神圣书写本身是充满神性的,体现浓重的天命意志的。商周人的“天”,是神性的天空,是对人类具有决定意义的神秘力量。美国学者罗斯(Dorothy Rosi)谓:“由于将一切人类历史视为一部历史、在连贯意义上将过去和将来统一起来,宏大叙事必然是一种神话结构。”[3]653而在宏大叙事的神话结构里,是以神圣的天命意志为哲学基础的。《尚书》里的“天”对人类是有支配和决定意义的,自然的“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尧典》),却具有了人类的道德和文化的意义。《皋陶谟》谓“天叙有典,勒我五典五悖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五典、五礼、五服、五刑等一切人类的文明制度,并不是人的伦理秩序的简单体现,而是上天意志的终极反映,将文明制度与天的意志联系起来本质上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礼乐制度是天命意志的体现,王朝更迭也源自天命意志的推动。《召诰》谓: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呜呼!有王虽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后,用顾畏于民哭碞。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

       在作者看来,由夏及商、由商及周的三代历史,不是无规律的历史演变,而是贯穿神圣的天命意志的。一个王朝自兴起之初,“天迪从子保”,承天之启,得天之佑,所谓“自天佑,吉无不利”;而至王朝末期,则积弊丛生,违背天意,“既坠厥命”,从而造成了王朝的灭亡,兴亡转换之间,上帝总是考察人们的“天心”,顺从还是违逆天的意志,成为王朝兴衰的基本规律。周人在依旧重视天命的同时,强调“以德配天”,但天不是纯然的客观物,而是与人的道德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天”的意义就被修改,与人的道德联系在一起,这样所谓“天”变成了主观与客观、神性与人性的结合体。

       正是在这种主观与客观、神性与人性融合的天命意志的笼罩下,《尚书》书写出了这种主观与客观、神性与人性相融合的庄严与神圣态度,其所描写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主题无不表现出宏大与庄重,体现着天命引领与神性照耀下对世界的理性规划与安排。

       第一,时间与世界秩序的建立。“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4]52,原初世界被描绘成迷迷茫茫、恍恍惚惚的混沌状态,其实世界所谓混沌状态正是世界之初没有时间的迷茫状态。时间的迷茫里是世界的混沌状态,当人类对世界有了时间的划分、季节的变化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时间状态的形成,意味着人类由玄学的迷茫进入理性的清朗。意义如此重大,所以《尚书》开篇就从时间秩序的建立开始。

       《尧典》开始就是对宏大时空的理性划分和有序安排:“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自然的混沌的四时流转,有了人间的主持者,仿佛时间的流动体现人的某种意志。羲仲职掌春天,职掌日出;羲叔职掌夏天,职掌日中;和仲职掌秋天,职掌日落;而和叔则职掌冬天,职掌夜晚;由此,茫然混沌的自然界便清晰起来,呈现出理性的井然有序。羲和职掌的时间里,当然也包括空间,羲仲司职东方,宅居阳谷;羲叔司职南方,宅居南交;和仲司职西方,宅居昧谷;和叔司职北方,宅居幽都;这便把时间与空间融合在一起了,人类的一切历史都是在这个被营造的时空里活动的,但必须指出,这里的空间是时间统率下的空间,在时空关系中时间是起统领作用的。

       《尚书》既叙述了早期文明史的时间营造,也叙述了文明世界里政治秩序的建立。《尧典》在完成时间的理性安排之后,紧接着是政治秩序的历史叙事。“畴咨若时登庸?”——是尧的发问,也是整个一个时代的历史主题,即文明世界,如何完成政治的有序运行。在胤子朱、共工、鲧等被一一否定之后,伟大的舜出场了。“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舜继承帝位履行了“肆类于上帝,禋祀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等一系列礼乐祭拜行为,礼乐祭祀是尧舜构建的文明世界的基础,这就决定了古典世界的文明走向。舜的政治作为,开启了一个文明时代的基本政治格局和政治模式。大致说来有三种制度:一是控制天下的巡守制度。即东巡守,至于岱宗;南巡守,至于南岳;西巡守,至于西岳;北(朔)巡守,至于北岳;这是中国古典文明的基本区域,这一宏大格局建立显示了中原文明的高度繁荣和控制能力。二是富有力度的刑罚制度。“象以典刑,流宥五刑”,舜建立了严格的五刑制度,即“鞭做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这里的刑罚制度涉及官刑、教刑,涉及宽宥与严惩,甚至涉及以钱财赎罪。凭借着法律的威严,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惩治四罪,确立了舜的政治权威。三是宫廷咨询制度。《尚书》详细书写了尧去世以后,舜登上政治舞台,而实行的带有原始民主特征的咨询制度。咨询,就是重大政治任命问计于贵族,《皋陶谟》也是一种咨询制度。《尧典》所叙述的不是一般历史事件,而是建立新的时空和秩序宏大叙事。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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