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好《易》和追寻“德义”考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中江,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王中江(1957- ),男,河南汝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孟子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东周儒道哲学、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

原文出处:
河北学刊

内容提要:

孔子晚年以浓厚的兴趣研习《周易》的事实及其原因,通过帛书《易传》带来的新信息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孔子通过《易》爻辞对德义的追寻表明,其对《周易》的探索主要不在于占筮和预知人生的祝福吉凶,而在于从中追寻天道、道德和仁义等普遍法则和价值。以孤证否众证,以推测代事实,可谓立异,不可谓立新。


期刊代号:B5
分类名称:中国哲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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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9)04-0043-11

       孔子研习《周易》的事实,可通过帛书《易传》带来的新信息而得到进一步的印证①;孔子对《周易》义理的阐释,也因帛书《易传》而变得更加丰富。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基于帛书《易传》类作品既记载了孔子晚年喜好《易》的更多情况,而且记载了孔子诠释《易》的不少言论。这些记载具有可靠性,不能简单靠推测就视之为虚构或依托。其中以“子曰”、“夫子曰”(一处为“孔子曰”)这种形式记载的话语,整体上都是孔子阐释《周易》的言论[1](P125-144)。虽然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只有其中的一部分(即《系辞》、《二三子问》、《要》和《衷》中的)才是这样,而其他部分(即《缪和》和《昭力》)中的则不是②,但人们为此提供的论证实际上非常薄弱③,特别是《缪和》中记载的“子曰”的一段话在《说苑·杂言》中也被记载为孔子之言④。因此,可以肯定,它们同样也是孔子的言论。除此之外的传世的“易传”类作品中的“子曰”,我也倾向于认为它们记载的是孔子的言论。

       基于这样的判断,本文将首先考察的是,孔子为什么晚年好《易》,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和动机主要是什么;继之将主要探讨孔子对《易》的诠释及其对德义的追寻。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帛书《易传》的义理已有一定的研究,包括孔子对《易》的传述。这里只探讨孔子对《易》的诠释,并且分层次来进行:第一个层次是孔子对《易》这部书整体性质和特性的诠释;第二个层次是孔子对《易》中一些“卦辞”的整体诠释;第三个层次是孔子对卦中一些“爻辞”的诠释。孔子对《易》的“德义”的追寻,也是在这三个层次上进行的。孔子所追寻的“德义”是一个广泛的概念⑤,它包括不同方面的道德价值、天道和义理等,不仅“仁”在其中,“道”也在其中。孔子有时将“义”与“德”并列而言,他还有《易》之“义”、《易》之“道”等说法,这时他所说的“义”、“道”同“德”有侧重点上的差异,但它们在整体上又有交叉性。为了方便,本文大体上用“德义”统一来考察它们。

       一、晚年的孔子为何爱好《易》

       一些学人对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孔子晚年喜好研习《易》一直持怀疑态度,乃至不相信帛书《易传》类作品中的记载。否认这种看法的人通过帛书《易传》所记载的孔子“老而好《易》”等新信息进一步去认证孔子晚年好《易》确乎是一个事实。笔者赞成有关这方面的看法,认为孔子晚年好《易》的事实不能被否认。帛书《要》篇记载孔子“老而好《易》”,同《史记·孔子世家》所记载的“孔子晚而喜《易》”,两者可相互印证。孔子在居住的地方将《易》放在身边,出行时放在口袋中随行(“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反复阅读以至于把《周易》的编绳都磨断了(“读《易》,韦编三绝”)。这些记载,呈现了孔子晚年研习《周易》的具体情景。从这里出发,笔者想集中讨论的是,晚年的孔子为什么对《易》情有独钟,孔子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入迷地研习和诠释《易》。

       晚年的孔子之所以喜欢研习《易》,用很多精力去诠释它,按照《要》篇所记载的孔子自己的说法:一是为了“察其要”和“闻要”;二是为了“乐其辞”;三是为了“观其德义”、“求其德”。按照《论语》的记载,他是为了“无大过”;依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他是为了“于《易》则彬彬矣”。把《要》篇的记载同传世的记载结合起来,可以说,孔子晚年喜欢研习和诠释《易》,一是为了避免犯大的过错;二是为了欣赏《易》的言辞;三是为了洞察《易》的要旨、要义;四是为了彰显《易》的道德价值。显然,这些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相对区分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分别看一下。

       孔子“好《易》”是发生在其晚年,要理解他所说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先要同他一个时段的人生经历结合起来看。自称“十五”就“志于学”的孔子,年轻时即已接触到《易》并对其有所了解。过了“不惑之年”而快到50岁的孔子,特意说他希望能有更长的寿命从50岁开始学《易》,当然不可能是指一般的学习,而是要更深入地去钻研和体认《易》的义理,从中获得人生的指导,以避免有大的过错。孔子在50岁前的几年中,即已意识到《周易》的重要性,想好好学习它,但由于公务在身,恐怕没有时间(至少是集中时间)去精研《周易》,所以希望在50岁以后能够有时间去研习。但50岁后,孔子先是担任中都宰(51岁),很快又被鲁定公任命为司空、大司寇并兼行相事。孔子的政治生涯几乎达到了顶峰,不得不繁忙于政治事务,很难有多少空闲时间来研习和传述《周易》。因此,孔子“老而好《易》”最有可能是其政治生涯受到了挫折,从55岁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开始的。根据《要》篇所说的“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可以合理推测,它是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漂泊不定的经历中。经历了十几年的漫长周游,最后孔子又回到鲁国,到73岁时逝世,这一段时间整体上可以说是孔子的老年或晚年时期⑥。政治事业挫折和命运多舛也好,为了之前所说的“可以无大过”也好,都会促使孔子去研习和诠释《易》。

       《易》原本是占筮之书,在历史上,它主要被用于获知神意,预测人类重要活动的吉凶祸福。不用说,孔子也是这样看的,而且他也有占筮的经验。子贡问:“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吾百占而七十当,虽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要》)孔子为什么对这部占筮之书有了浓厚的兴趣,让子贡感到大惑不解。尤其是孔子之前还谆谆教诲他:“德行无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要》)根据孔子的说法,有德行与智谋的人不需要求诸神灵和卜筮,谦逊、正直和行义的人则没有什么困惑。对于孔子的教诲,子贡深以为然,铭记在心,并勉力而行。子贡旧话重提,以他一贯的风格怀疑、诘问老师。很可能是孔子事先未向子贡说明他晚年特别喜好《易》的缘故。因此,子贡根据之前孔子的说法和做法,自然认为孔子现在这样做,诉诸超自然的“神谋”、“鬼谋”,违背了他之前的立场,前后自相矛盾。子贡的质疑,正好使孔子有机会来解释何以晚年好《易》。按照上述,孔子晚年为何喜欢《易》,主要也是孔子在回答子贡的诘问时直接表达出来的。其中之一是“乐其辞”。《要》记载:“《尚书》多阙(注:张政烺读作‘诬’)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据此可知,孔子对于《易》的兴趣不在其象数和占筮之用,而在于《易》中保存的“古之遗言”,在于《易》中的言辞——卦辞和爻辞。按照帛书《系辞传》的说法,《易》包含了圣人之道的四种东西:“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由此来说,孔子“乐其辞”类似于这里说重视《易》中的言论(“尚其辞”)。子贡没有明白孔子所说的“乐其辞”的真正含义,便更为直率地批评老师说,如果是这样则“已重过矣”。他拿之前孔子教育他的话“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说老师“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与人也”。孔子批评了子贡的这一过分指责,进一步解释说,他“乐其辞”还有更深的含义,即为了探求“《易》道”。这是孔子晚年好《易》的又一个缘由,即为了掌握《易》的要旨和要义。孔子说:“察其要者,不诡其辞。”(《要》)一个人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就不会违背《易》辞之要义。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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