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作 者:

作者简介:
宇文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学术论坛

内容提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基于新中国70年艰辛探索发展而来的崭新制度形式,是适合中国国情并被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证明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客观制度。在历史与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继承并坚持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方向,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使命,拥有了崇高而先进的制度基础与日渐完备和强有力的制度体系,发挥着卓越而强大的制度效能和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其自身具有稳健的基础、超越性的价值和先进的模式而自信,因其结构的科学性、体系的包容性、实践的革命性而自信。新中国70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在新时代,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需要进一步巩固制度基础,完善制度设计,提升制度效能,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实践力。


期刊代号:A4
分类名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复印期号:202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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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在新中国70年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既包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组织结构的自信,也包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和价值功能的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形式所拥有并展现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实践性的自信。回顾新中国70年来的历史和实践,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内涵与依据,既是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价值的题中之义,也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认同感和理论自信心的前提,是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基础。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基本定位

      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人类历史上形成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制度,所有的制度都代表了一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体系,也反映了一定的组织价值。可以说,制度是人们存在和发展的组织方式之一,也是人类活动的必然产物。生活在某一特定制度之中的人们对于该制度的信任和信赖,就是制度自信。就其基本含义而言,所谓制度自信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人们(含各种政治组织)对本国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制度、体系、机制持高度认同和充分信任的思想情感与价值观念,表现为对社会制度的自觉信赖和真实信奉。制度自信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往往是由制度给处于该制度之中的人们提供生存目标、利益福祉和精神护佑而引发,其存在和发展也与制度实践特别是人们的制度体验紧密相关。在一般情况下,制度自信是建立在人们对制度创立和制度实施的过程有深刻理解和认同基础之上的。顾名思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实的总体的社会制度的自信,是中国人对当代中国所选择的社会制度的价值认同和实践崇信。具体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定位。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基于近代中国与世界历史变革的国家自信

      中国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是自信的对象。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当然也不是从来就有的,更不是凭空产生的。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怎样产生的呢?它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呢?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经说过,传统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制度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完整伟大的体制。这一体制的连续性即使是在中华文明的其他要素发生最严重断裂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任何中断”[1]。这里的制度和体制显然是指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制度和体制,而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就中国历史和传统社会而言,中华文明所孕育的封建社会的制度和体制在近代革命爆发之前是绵延未绝的,展现了超越西方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延续性。但是,当历史车轮行进到近代,伴随着西方工业技术和殖民主义的扩张,在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的入侵与压迫下,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并由此催生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质言之,由社会主义制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演变,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自然发展,是一个具有必然性的社会历史过程。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基于近代中国与世界历史变革的国家自信。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代世界历史格局也历经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就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历史变革的关系而言,中国由受西方列强奴役和侵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独立而自由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西方压迫东方的世界历史也逐渐由式微转为中断乃至停止。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中国社会变革的延续与创新,是在中国封建社会被推翻、资产阶级不能成功领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化、时代化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对社会制度的自信是与历史变革中中国的国家命运分不开的,也是与中国人民自身的命运分不开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伴随着新中国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不断孕育的,是中国人民在目睹和体验了中国社会由衰败到兴起的历史过程之后而自然生发的国家自信。毫无疑问,这种国家自信的情境是近代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变革过程,其开端则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可以说,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所发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历史呐喊,为当代中国人的国家自信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也为今天中国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奠定了国家基础。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国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必定是基于近代中国发展和世界历史变革的国家自信。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符合社会发展逻辑和实践规律的社会自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逻辑和人类实践的基本规律。他们一方面指明了社会生产对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的实践性。他们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2]“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3]结合上述基本观点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必然是中国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社会生产及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与社会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阶段相适应的制度形式,是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和建设实践的制度形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也就是与这样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实践形式相吻合的社会自信,是符合该社会阶段的特定社会发展逻辑和实践规律的社会自信。

      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境遇和社会生态。封建时代的中国因为其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稳固的宗教礼法秩序而得以长期延嗣,因为礼教制度而建构了稳固的社会自信,但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的矛盾也在王朝循环和皇权更迭中日积月累、愈演愈烈。从近代开始,中国社会发展的机遇遭遇了内外双重矛盾和压力,除去原有的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外,又增添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便由单一的内生性困局演变成了内求发展、外求生存的双重困局,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也由发展优先转变成为了生存优先。在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中获取民族生存此时就成为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由此逻辑出发,先进行社会革命的实践,之后再进行社会生产和社会建设的实践,这就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先破后立、在破中立、不破不立的发展逻辑,而先进行社会革命再进行社会生产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规律。毋庸讳言,在社会转型的动荡和社会转折的变奏中,人们难以获得对过渡性社会的社会自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情境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承接了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阶段,也是赓续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特定社会阶段。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以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为前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及其所取得的可见成就为条件,以人们业已形成的广泛的社会认同为支撑,因而也就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赢得了中国全社会的认可,自然也就是符合社会发展逻辑和实践规律的社会自信。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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