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中国史家对东亚实录研究的学术路径

作 者:

作者简介:
谢贵安,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谢贵安(1962- ),男,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原文出处: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东亚实录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前半叶东亚实录研究的发端阶段,是由于中国学者关注女真与明朝关系,而取材于邻国朝鲜的实录以辑录其史料;二是20世纪后半叶东亚实录研究的增广加深阶段,除了继续辑录其史料外,开始重视研究《李朝实录》和《大南实录》文本;三是21世纪前17年东亚实录研究的迅速发展阶段,对朝鲜、越南实录进行了深耕细作式的研究,最终产生出高质量的专著。这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正是中国学者在东亚实录研究中所走过的学术路径。中国学者对东亚实录的研究特点,即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比较多,而世界史专业的相对较少,利用东亚实录来研究中国问题以及中朝、中越关系的成果就比较多,利用这些实录纯粹研究李朝和阮朝历史的相对要少。未来除了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继续进行东亚各国实录的探索外,可能还会出现世界史学者投身其中,使东亚实录的研究出现新的面貌。


期刊代号:K1
分类名称:历史学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8)05-0139-07

       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开眼看世界,对外国的史学进行了打量和研究,产生了丰富的成果,加深了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同时也反观中国,借机对中国历史和国情进行清醒的判断和定位。本文主要针对上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除中国以外的东亚实录的研究进行总结,探讨他们在外国实录研究中的学术贡献。

       东亚实录是一种特殊的史学现象,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中普遍分布的史学样态。实录本是中国南朝萧梁时所发明的以记录皇帝及其朝政为主要内容的史书,体裁上属于编年体。除元、清二朝实录外,其他的实录则属于编年体下面的“编年附传体”,即以皇帝编年为主,以大臣的传记为辅,在大臣去世的时候插入他们的传记。中国实录随着“东亚文化圈”的扩散效应,其体裁和形式传播到中国周边的朝鲜、越南和日本等国,并在落户各国时作了适应性的变型,但在以实录记载君主的事迹、反映东方王权制度上,东亚各国的实录并无二致。本文所说的“东亚实录”,是特指剔除了中国实录之外的朝鲜(二战后分裂成朝鲜和韩国)、越南和日本三国的实录。朝鲜实录是指《高丽王朝实录》(毁于战乱)和《朝鲜李朝实录》(也称《朝鲜王朝实录》),后者记载了朝鲜王朝25代君主472年的历史,全书共1893卷;越南实录分黎朝的《蓝山实录》《两朝实录》《五朝实录》和阮朝的《大南实录》,后者为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的官修史书,记载了从阮主到启定帝时期(1558-1925)长达367年的越南历史,全书共584卷;日本实录包括《圣德天皇实录》《三代实录》《明治天皇实录》《大正天皇实录》《昭和天皇实录》等。

       20世纪初正是清末民初之交,当时中国上下都关注国力强盛的西方列强,故对西方史学比较关注,兰克史学和鲁滨逊的新史学风靡一时,而对于东亚文化圈内各国的实录关注较少,当时主要通过辑录朝鲜实录以作为研究明清关系的资料,但随着20世纪后半叶中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经济的强劲增长,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东亚文化圈内史学的发展状况,对东亚实录开始加强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下面就其学术路径,分三个阶段加以探讨。

       一、关注中国,取材邻邦:20世纪前半叶东亚实录研究的发端

       中国学者对东亚实录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是出于对中国本国历史的关注才放眼于中国近邻朝鲜的实录。

       辛亥革命“排满”后,到了3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尝试弄清满与中国的关系,便从清与明的关系入手展开研究,但遇到了史料的瓶颈。由于清代所修的《明史》讳言清代祖先女真人与明朝的关系,于是激进的共和派学者孟森与时为书斋学者的吴晗,便试图通过近邻朝鲜的记载,来窥透明清之间的关系,触发了对《朝鲜王朝实录》的关注和整理。由于当时是为解决国内历史问题而取资于邻国实录,因此首要的工作是对《朝鲜王朝实录》的史料进行辑录,而未对其本身进行研究。当时,北京大学教授孟森(1869-1937)在讲授《满洲开国史》时,对女真人与明朝关系颇感兴趣,开始从北平图书馆所藏《朝鲜王朝实录》中抄录女真等相关史料,最终辑录成《明元清系通纪》一书。明清两朝史书中的女真史料,“既为明史所削而不存,又为清史所讳而不著”,而孟森从《朝鲜王朝实录》中辑录出的史料“正为明清两史补齐共同之缺也”[1]。《明元清系通纪》于1934年刊行,只刊印了前编1卷和正编前15卷的内容。四年后孟森去世,正编的其他内容无从刊出,直到1966年,台湾学者才将此书全部内容出齐[2]。

       几乎与孟森同时,清华大学吴晗(1909-1969)也开始关注女真与明朝的关系,同样从《朝鲜王朝实录》中寻找史料。他在1934年9月20日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自述:“最近北平图书馆得到一部影印本《朝鲜李朝实录》,记建州初期史实极详尽,从此我们可以拿中国、朝鲜两方实录来对勘会证,重新来写明清史中关于建州的一部分的记载了。过去我曾把这书中涉及中国、朝鲜和朝鲜与建州、建州与明的史料辑录为《朝鲜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一书,体例一仍原书。”①由此可见,他在1934年以前已开始编纂《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据翁独健称:“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吴晗同志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为了研究明代史事中的问题,经常到北平图书馆查阅《明实录》和《朝鲜李朝实录》等史料”,“这就是吴晗同志编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的缘起。”是书广录中朝两国的政治交往、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的史料,内容已不限于最初设想的女真与明朝的关系。吴晗编纂这部史料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翁独健称他“长期致力于此项研究和辑录工作”[3](《序言》)。1961年前后,吴晗将全稿整理校阅一遍,把《李朝实录》中的有关中国史料,一直辑录到1894年甲午战争时期。此书将李朝以前史事辑录为前编,李朝太袓至仁祖时期的史事辑为上编,孝宗以后辑成下编。全稿已经排版待出,因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停止,直到1980年3月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3]。

       稍后于朝鲜实录的辑录则从4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对《朝鲜王朝实录》本身进行了研究。谢国桢发表了《朝鲜〈李朝实录〉纂修述略》一文[4],对《朝鲜王朝实录》纂修缘起、内容和卷数进行了考论,“是国内最早的《朝鲜王朝实录》研究成果”[5](P5)。这似乎是超越本国历史而直接关注邻国实录,但其实不然,谢国桢研究朝鲜实录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帮助中国明清史的研究。他后来在谈到拓展明清史研究的史料时,指出应该“从当时遗留下来的明清两朝‘实录’和我们邻邦朝鲜李朝‘实录’等书以及当时地方政府所储存的档册、情报、公文、阅件等史料入手”[6],显然是他当年从事朝鲜实录研究得出的经验之谈,也反映了他仍然遵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关注本国而取材邻邦的实录探讨路径。

       与中国学者因关注本国历史而旁及朝鲜实录不同,日据时代的台湾学者则纯粹由于访学而接触到越南实录——《大南实录》。陈荆和于40年代访学越南时,在顺化借阅《大南实录》,并将其与硃本比对。陈荆和将其访学经历写成了《顺化城研究旅行杂记》一文[7]加以记载。不过,这种直接探讨他国实录的学术取径,在当时的中国并非主流。

原文参考文献:

  • 91

相关文章: